柔声细语，娓娓道来。黄书琴其实是个“傻大胆儿”——这个名号，不是她小时候被行医的爷爷叫起来的，而是20多年前她在大学学法医时得来的。那年，班里几十个男生、三个女生一起在停尸间上解剖课，教授边操作边讲解，末了一句“你把这些刀口缝上”，黄书琴想都没想拿起了针线。缝着缝着，觉得屋里奇静，猛然发现，老师和同学们都出去了，屋里只有她一个“站着的”!

　　这样的镜头出现在影视里，接下来也许是尖叫或昏厥，但黄书琴却心平气和一针一线缝了十几具“躺着的”。“知道什么样的尸体最难看吗?是交通事故!那一天我缝的无一例外全是。”

　　出门，发现同学们都站在门外盯着她，才知道这是专为她设计的“恶作剧”。从此，她成了“傻大胆儿”。

　　如今，不单在郑州市公安局犯罪侦查局DNA室，很多认识她的人都喜欢叫她“师姐”，包括一些比她年长的人。黄书琴解释说，这可能跟她从事20多年的工作有关。

　　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喜欢”，而是使命

　　郑州市公安局犯罪侦查局DNA室成立于2003年。黄书琴是这里的第一批法医。且不说她参与侦破的1700多起案件，仅在去年郑州市告破的几十起命案中，有90%得益于DNA检验提供的物证。作为侦破案件的直接参与者，黄书琴说——

　　我当警察22年了。从小姑娘成为“老干探”，心里苦过痛过，失落过、茫然过，但也笑过、自豪过。从青涩到日渐成熟，我有很多感悟、很多话想说。先不提案件，从2005年的一次同学会说起吧。那天，我刚协助侦破了一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案，轻松劲儿没过就赴宴去了。老同学大都成了省、市医院的骨干，不少人当时就月薪过万，当听到我只拿一千多元工资时，大家很不解，“工资那么少还那么辛苦，图啥呢?”

　　图啥呢?这也是我第一次审视自己的选择。当年报考少有女孩感兴趣的法医专业，不是因为穿上警服可以引来艳羡的目光，而是我有一个英雄情结，英姿飒爽的女警形象是我从小就在心里埋下的种子。这样一想，我释然了：我就喜欢这一行。

　　仅仅说是喜欢肯定是不够的。举个例子吧，有天下大雨，因为一起命案的疑难检材需要连夜检验，我加班时女儿打来电话，哭得稀里哗啦。原来是她跑去关窗户时，潲进屋的雨水让她摔了一跤。孩子哭着说很疼，不能动。我鼓励她“别害怕，勇敢点儿”，她反而号啕大哭说脚腕肿了，很痛。我说：“没事女儿，躺沙发上别动，妈妈马上回去!”

　　两个小时后，我才冒着大雨飞奔回家。孩子一人在家时，心揪着，但也有欣慰：“因为我无暇顾及孩子，反而让她锻炼出了勇敢、独立的个性。”但这样的欣慰总是让我摇头苦笑：我有别的选择吗?

　　节假日家人团聚时，亲人生病住院需要照顾时，我却被案件“折磨”着!我知道我不能做一个称职的母亲，不能做一个体贴的女儿……每每深夜，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踏进家门，看见女儿窝在沙发里为等我回来睡着时，负疚感总会汹涌扑来。

　　不要以为我是个狠心母亲和工作狂，是一件小事改变了我——一个寒冬，一起命案案情紧急，案发第三天了，检材仍源源不断送来，“什么时候出结果?嫌疑人看押不能超时限的。”当时，我已在DNA室连轴转了两天，赶巧母亲因病住院，我心情极差，不耐烦地说：“我一直在做着，但你总得给机器时间吧?”忙到两点多暂时闲下来时，我去走廊扔垃圾，看到了至今难忘的一幕：送检的同志在楼梯间坐着一张旧报纸，靠着栏杆睡着了。

　　借着楼道里微弱的灯光，可以看出这张年轻的面孔有些铁青和浮肿。那时零下七八度，他却睡得很满足。

　　那一刻，我再没忍住眼眶里打转的泪。当警察，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喜欢”，因为“喜欢”撑不起几十年的热忱。支撑我们的，是责任，是使命。因为无论警察自己有多少艰难，但我们知道，早一刻抓住罪犯，社会才会早一些、多一些平安，这是警察的使命，“我们责无旁贷!”

　　虽然我不像一线干警那样直面罪犯，但我检验出的结果将是破案的利器。哪怕能让他们少流一点汗，少走一段弯路，少熬几个夜，你说，对我来说还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吗?

　　20多年了，我就是这样在艰难中执拗地坚持着，且还在继续……

　　使命感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责任心

　　在侦查局内部餐厅，有一张特殊的“法医桌”，特殊之处在于基本没有其他科室的人“敢”在这张桌边坐着吃饭。

　　在DNA室，时常会摆满鞋袜、枯叶、血渍、污泥等。血腥恶臭扑鼻而来，但这样的物品会被黄书琴和她的同事反复扒拉，仔仔细细不敢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干这一行，必须用严谨的态度找寻最客观的公正。”

　　在DNA室，时间是金钱、时间是生命得到了很好阐释——黄书琴和她的同事能不能早点提供有价值的物证，往往决定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专案组能不能早点得到确凿线索，决定能不能让凶犯早点落入法网。

　　2004年10月，一处出租屋发生血案，21岁女房客被害。当时，虽然反复查找、检验，却仅在被罩上发现并检出微量血迹DNA。罪犯不能落网，受害人父母不断上访，公安机关承受了很大压力。随后多年，疑似嫌疑人的DNA被反复比对，但始终不能确认……

　　2015年9月，我再次对这个案件的物证进行检验，但所留物证被罩、床单为深蓝色格子图案，肉眼什么斑迹也看不到。我采用了近年才有的DNA检验手段检验后，终于在床单上清晰地发现了一处白色光斑……遁形十多年的杀人元凶浮出水面。

　　案件破了，犯罪分子却已逍遥法外十多年，你知道那一刻我心情有多复杂吗?

　　我还曾遇到这样一个案件：一个14岁女孩帮家人去商场换新鞋的路上遇害，所有物证都指向了她同班的一个男生，但这个男孩交代的“作案过程”却又对不上。物证被送到我这里时，我看了又看，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现。后来，我自己神使鬼差地拿起一只新鞋翻看时，帆布纹上居然发现了一块比芝麻还小的白色斑点……DNA鉴定结果把嫌疑指向了女孩家附近的一名成年男子，案件这才真正破了。男孩的家人千恩万谢，我虽说着“人命关天，我们肯定不会草率的”，心却再次沉重起来：如果刚开始就仔细些，再仔细些，就不会对男孩的心灵留下不必要的阴影。

　　1998年10月23日晚的一起命案，所有物证都指向了受害人的未婚夫。虽然从上到下多家部门分别做了相同结果的鉴定结论，但因为其中重要疑点未落实而使案件悬而未决。DNA室成立后，在对往年积案物证进行重新梳理时，我找到他再次提取了一些DNA信息，并对那个疑点进行了重新比对，“疑点越来越大。”

　　经过技术处理，我把相关检证信息在公安系统内部进行了反复分享——我们一直是这样，未能侦破的案件，信息就不停地滚动发布。2008年3月，一个电话从上海公安局打来，“我们这里检查出一名罪犯的DNA，与你局10年前一个女被害人体内残留物的DNA基本完全吻合……”

　　那一刻，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仔细再仔细。没别的选择，不允许丝毫差错，因为我们提供的任何一个检验数据，关系生死。”黄书琴说，目前利用DNA侦破案件已成为刑侦工作的主流。仅去年一年，她就被授权签发了286份鉴定书，“这不是写下‘黄书琴’那么简单，这是法律责任，也是工作职责赋予我的使命。”

　　夜色朦胧，DNA室的灯光明亮。看了一眼仍在忙碌着的同事们，黄书琴忽然一笑，“我女儿很早就已开始职业规划了，她要学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