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收音机曾是农村家庭相当高档奢侈的“家电”。有了收音机，意味着信息灵通，田间地头、茶余饭后，听收音机了解天下事的爷们儿往往掌握话语权。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我家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上海产、电子管，是彼时中高档的家用收音机。机身约有20厘米高、50厘米长，是个长方体。正面五分之三是带金丝的布蒙着，五分之二安装大小旋钮，拧开中间那个就开始出声，拧左边的调台，拧右边的调音量。

　　收音机是爷爷出钱买的。爷爷做过私塾老师，一肚子墨水、一手好字。老了，还很注重精神需求。“红灯”牌收音机就是他主张买的。放在他房间的小桌子上。晚睡早起都要躺在床上听一会儿，新闻、戏曲、评书、广播剧……因为家里住房紧张，我的小床就支在爷爷奶奶房间的南墙边。

　　爷爷喜欢单田芳讲的评书，《说唐后传》《新儿女英雄传》《薛家将》《隋唐演义》《少年将军许世友》……听过好多好多。奶奶喜欢广播剧，爷爷有时也会照顾照顾她的需求，《夜幕下的哈尔滨》《甜蜜蜜》《斑马线》等都是沾奶奶的光听的。奶奶是小小俏俏的江南女子，识文断字，不擅农活儿，命运不济，流落乡间，做接生婆维持生计，一辈子没有断过精神需求，先是喜欢听收音机，后有了电视机爱看电视，一站半天，忘记做饭，常被家人拿此说笑。

　　我的童年，书籍贫乏，幸运的是有收音机相伴。小学时，作文优秀，被老师推荐参加乡里竞赛;初中时，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新分配来的老师非常惊讶，偏僻之地，有此声音?择业时，差一点儿就成了县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多年以后，我成了一名文人，这让老家的父老乡亲既自豪又难以相信。所有的秘密都源于那台“红灯”牌收音机。

　　前些时候回去，父亲刚把家里装修好，也跟城里人学，卧室的墙上挂着液晶电视机。那台老式收音机没扔，请木匠师傅做了个架子，收音机放在上面作装饰。父亲说，收音机的功劳大着呢，如不是它将改革开放的春风带进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期限30年不变、鼓励多种经营、取消农业税等政策告诉我们，谁敢甩开膀子干?农村怎会有今天如此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