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电视。尤其进入耄耋之后，一无什么特长，二无高雅爱好，又不好扎堆儿凑热闹。看电视就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托。久而久之，便成了每天必修之功课。以至于痴迷到饥不择食开机不拒的地步。只要有声音有图象就看，就听。自认为总比面壁胡思乱想强得多。也许是思想麻木的原故，电视里播放的节目，无论是多大的腕儿，抑或是多牛的星，也不管是多流行的歌曲，或是多曼妙的舞姿，我都心如止水，不为所动。唯一让我动情的画面，是国际新闻中那些成群结队的难民。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无家可归，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在狂轰滥炸中已化为废墟。有的则是有家难归。他们的家园正笼罩在无休止地战火纷飞之中。每当我看到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疲惫不堪，走投无路的男女老少的时候，每当我看到那群难民争先恐后，抢登渡船而船翻人亡的时候，每当我看到那些倒毙在海滩上的少儿饿殍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的老泪纵横，唏嘘不已。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也曾经是难民。我的童年就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我曾经饱尝了难民生活的苦辣酸辛。

　　事情得从1938年的夏季说起。那时，我出生不到半岁。为了全家人的生计，父母带上我们一家五口，去现在的原阳县斗门镇打麦工。父亲为大户人家打短工。母亲和姐姐哥哥抱上我去地里拾麦。这在当时就是我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了。收麦季节还没结束，一件惊天动地的祸事突然发生了：当时，日本侵略军进逼郑州。蒋介石以水代兵，于六月九日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滔滔洪水夺贾鲁河而东，一泻千里，中牟县首当其冲。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顿成泽国，近九十万人葬身鱼腹。我们村庄也成一片汪洋。财产倒没什么，仅有的两间茅草房被水冲走了。所幸我们打工在外，躲过了人或为鱼鳖的厄运。

　　尽管茅屋已随黄水漂流而去，但家还是一定要回的。麦收结束后，父母打点行装准备回家了。然而黄水滔天，一家五口怎么过河呢?到了黄河岸边(贾鲁河已为黄河所取代，就在俺村北滚滚东流)，才理解隔河不为近那句俗话。父亲先将母亲、姐姐和我安顿在北岸付庄村的一家亲戚那里，他先带上哥哥过河回家去了。回家之后，他把哥哥交给奶奶照管。叫我的一位表兄开着小船去接我们。表兄是我大舅的儿子。因为船小浪大，船上一次只能坐一个人。妈妈决定将姐姐暂留北岸，先抱我乘船过河。也许我真的命大，也许冥冥之中有神灵护佑，我们母子在风簸浪涌中总算平安渡过了黄河。可就在表兄回头去接我姐姐的抢渡中，竟然未能到达北岸，小船被风浪吞没，到头来竟连表兄的尸体也未能找到。这件事一直成为我父母的终身遗憾。

　　人虽然返回了老家，但是房子没了，少得可怜的耕地也泡汤了。父亲想要打工也找不到雇主了，连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用具也全付诸东流了。我全家和村里人一样成了标标准准的难民，只剩下逃荒要饭一条门路了。其实，逃荒倒也轻省。父亲挑起两个箩筐，一头装着简单的铺盖卷儿，一头放着我这个刚满半岁的婴儿。母亲左手拉着姐姐，右手牵着哥哥，随着成群结队的难民西行上路了。逃荒的第一站是美国人设在郑州的难民营，老百姓叫它米饭场。每顿饭每人发给一碗软米饭，也只是象征性地救济而已。饭吃不饱不说，日本人的飞机还经常丢炸弹。一听到警报，人们不得不丢下饭碗四散躲避。那样的日子自然不是长久之计。人们不得不大批地继续向西流动。虽然没有具体的目的地，但总的方向则是朝着陕西奔逃的。我家自然也加入了这支流动的难民大潮。母亲是个争强好胜的烈性女子，突然降临的灾难让她无法承受。饭吃不饱，奶水自然不足。我饿得日夜嗷嗷哭叫。姐姐、哥哥虽然已经懂事，但他们毕竟还是十来岁的孩子，他们无法掩饰饥饿的熬煎。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不时哀声长叹：“这几时才是个头哇!”饥饿劳累，急火攻心，她患上了急性眼病。两眼红肿，成了两个大包。逃难路上，连饭都没吃的，哪里去求医问药呀!将就着走到荥阳的汜水，母亲已经双目失明了。当时她才三十二岁。一家人原本由她担当一大半的重担全落在了父亲一个人的肩上。母亲更心急了，她日夜啼哭。一家人可真应了“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那句俗话。这在我们五口之家，无疑是塌了半边天啊!往前的路可怎么走呢?在同行的街坊邻居的劝说和帮助下，我们勉强又向西走了一段路程。挨到偃师县境内，实在无法再往前走了。只好拜别了一路帮忙的街坊邻居，留在了当地。展转到了堠氏的下王河村。一家五口在河谷里的一孔破窑洞内安顿下来。

　　初到下王河我还不记事。听姐姐讲，那是一段讨饭的日子。父亲靠打零工挣几个钱。母亲因双目失明，只能在家里拉扯着我。姐姐带上哥哥到附近的山上采野果，挖野菜，拿回家里当饭吃。收获季节，姐弟俩到处跑着拾庄稼。等到我记事之后，在我脑子里留下印记最深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是螃蟹当饭吃。因为我们住的窑洞就在河岸上，一出洞门就是汩汩流淌的下王河。河水不深，清可见底。岸边是大大小小参差错落的石块。在自然形成的石窝里，隐藏着大大小小的螃蟹。这是在我们老家从未见识过的东西。姐姐、哥哥挖野菜回来的空隙，裤腿一卷，下河掏螃蟹。我自然只有站在岸上观景的份儿。.掏出来的螃蟹拿到窑洞里，放在铁锅里焙得黄焦，不放油盐，就成了我们姐弟三人的美味佳肴。母亲自然是舍不得吃的。我们兴致勃勃地放在嘴里，咯咯喳喳地大嚼特嚼，嚼得嘴角冒出蟹黄，互相对视一眼，显出得意洋洋的样子。渐渐长大之后，我便在姐姐、哥哥的监护下也试着下到浅水里学掏螃蟹。有一次，还真地摸到了一只大螃蟹。但我不知道螃蟹前头那两把大钳子是会夾人的。我的小手被它死死地夹住了。我用力想甩掉它。没想到我越用力甩，它夹得越紧。我疼得哇哇大哭起来。姐姐、哥哥跳下水，帮我弄掉了那只大螃蟹。因为是第一次捕获猎物，满眼的泪水还未擦干，我又咧开嘴笑了。

　　第二件就是关于绿豆面条了。那时我姐才十二三岁，不得不担当起做母亲的责任。既要为我们五口人烧火做饭，又要缝补浆洗，也真难为她了。她不会做饭，家里又没有可供加工的米面。姐弟俩在地里拾回点儿绿豆，在街坊家的石磨上推成面，擀成绿豆面条，就算是上等食品了。姐姐不会擀面条儿。妈妈眼睛看不见。只能站在旁边口头指导着姐姐。怎么和面，怎么擀面，怎么折叠，怎么切面。但总归是初学，无论怎么下工夫，总是擀不薄，切不细。下到锅里，一根一根的，硬得像铡钉。我年纪小，喉管细，嚼不碎，咽不下。常常噎得脖子一伸一伸的。咯儿，咯儿地直打嗝儿。憋得两眼直流泪。直到把面条全部吐出来。妈妈又生气又可怜。咬住呀骂道：“你这个作孽鬼，饿你八轱辘也不屈你!”打那时起，我落下个不吃绿豆面条儿，不吃硬面条儿，连面圪塔也不吃的毛病，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第三件是掉进红薯窖的事。在下王河住下不久，为了同当地村民更好地相处，爹妈在村里给我认了个老干大。他姓冯，名字我记不得了。也许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他的儿子叫狗蛋，和我年岁差不多。我学会走路之后，就跟他一块儿玩。那年月，红薯是农民的主要食粮。在豫西，红薯窖都挖在屋里头。有一次，我跟狗蛋拿一根木棍学大人抬东西。抬了一个小板凳。前走走，后退退，俩人玩得高兴。没提防一脚踏空，我跌到了红薯窖里。当时大人不在屋里。吓得狗蛋在上边哭，我在红薯窖里哭。哭声惊动了大人。把我从红薯窖里捞上来。妈妈在我浑身上下摸了几个来回，泪流满面地说：“好乖乖，幸亏孩子命大，竟然没摔出伤症，真得謝謝老天爷了!”

　　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家，更何况我们一家逃荒在外，流落异乡呢?父亲无时不在打探着故乡的音信。更因为我的祖母和叔叔还在老家。在下王河待了大约五六年光景，父亲听说家乡的黄水已经归了槽。出外逃难的村民也在陆续返乡。五六年的逃难，一旦东归，依然是来去一般多。除了我们姐弟三人各自多长了几岁之外，论起家当，却是来时一担挑，归去挑一担。而我的妈妈却把她那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永远丢失在逃难的路上，再也无法找回了。

　　回到故乡之后，所能看到的只有满目荒凉。没住的地方，只好先在老宅子上刨了个地窨儿，用几根木棍在上边一棚，再去野地里割些蒿草，往上边一搭。五口人挤在里边，总算回到了家。过了一段日子，又在老宅子上栽了几根木桩，搭起了一个茅草棚子。没有砖头砌墙，就用高粱杆夾成篱笆墙。为遮挡风寒，又用蚂蚱泥(胶泥掺上麦秸)糊起来。就这样已经觉得很舒服了。因为我们毕竟是饱经颠沛流离而全家人活着回家了。

　　那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投降。黄河北岸的付庄村住着鬼子的队部。南岸还是国军把守河防。鬼子经常隔河往我们村里打炮。虽然我们回到了故乡，但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依然是难民啊!难民的日子一直过到了鬼子投降。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转眼八十多年过去。特别是新中国建立的七十年来，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强了，民富了。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十四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贫困。这一空前的旷世伟业，为全球所瞩目。经历寒冬的人最能体会太阳的温暖。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最能体会和平的金贵。作为中国人，我打心眼儿里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自豪，更为我们强大的祖国骄傲。

　　悲悯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生活愈是幸福，我心里愈是牵挂那些仍在颠沛流离，东逃西躲的中东难民。痛定思痛之中，禁不住在心里反复质问：谁是制造世界难民的罪魁祸首?答案很明确：当年我们之所以沦为难民，祸水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今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难民潮的根源，难道不是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的侵略罪行吗?

　　有感于此，我含着悲愤的眼泪填了一阕《水调歌头·嘲北约》：

　　北约何霸道，肆意敢横行。仰承英美 鼻涕，世界充宪兵。高喊人权口号，摇动反恐大纛，滥炸又狂轰。无辜平民死，人世降灾星。

　　争独立，求解放，要和平。第三世界，反战烈火燃熊熊。前有阿拉法特，后有萨翁达姆,拼死抗蛮凶，硬汉卡扎菲，做鬼亦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