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与杭州有着不解之缘，曾先后两次在这里任职。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18年后，他再度赴任杭州知州。当时，杭州大旱，农业歉收，饥荒与瘟疫并行，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灾情十分严重，可有的商铺药铺却囤积居奇，大发瘟疫财。

　　苏轼多次上书朝廷请求减免供米，减轻百姓疾苦，还采取措施控制米价，缓解经济上的困顿局面。

　　苏轼仔细观察当时的疫情，发现百姓感染瘟疫后，症状多为手脚冰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肢节疼肿。针对这种情形，苏轼拿出了一个名叫“圣散子”的药方，配料价格便宜，大约一钱就能买到一服药。然后，组织人在街头架起大锅，大量熬煮加了药剂的粥，派遣官吏带领郎中去治疗，不论男女老少，各服一大碗，效果非常明显，救活了很多人。

　　治瘟疫如此神奇的“圣散子”，是苏轼谪居黄州时从老友巢谷那里得来的秘方。据《东坡全集·圣散子叙》记载，这方子所用药材便宜，却特别灵验。病情严重的，连着喝上几剂，即汗出气通、饮食增加，病就好了，即使是没病的，服用一剂，也能健脾开胃、祛病强身。

　　巢谷一生喜欢研究药方，这剂“圣散子”他更是视为至宝，连亲生儿子也不舍得传授。苏轼在黄州为官，恰逢瘟疫，于是就向巢谷再三求方。最终，巢谷应允了，但要他指江水发誓，绝不外传。苏轼口头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样有效的方子应该公布于世，解救更多的病人。

　　后来，苏轼在黄州途中被一场大雨浇淋，回家后左臂肿痛，连碗都端不起来。经朋友介绍，他去湖北蕲水麻桥，找当地名医庞安时治好了他的病。在相互接触中，苏轼欣赏庞安时的医术和医德，就把圣散子药方传给了他，目的是让方子继续传下去，也让巢谷的名字“与此方同不朽也”。庞安时理解苏轼的良苦用心，将药方记录在了自己的著作《伤寒总病论》里，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圣散子方又单独成书流传至今。

　　在苏轼的努力下，杭州的瘟疫最终被控制。可这场战“疫”让苏轼认识到，杭州是水路陆路交通要塞，人员流动频繁，得瘟疫病死的人数通常比别的地方多，所以要有定点防疫场所。于是，苏轼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还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设立了治病坊，名为“安乐坊”。

　　苏轼在杭州做了不少实事，“治瘟疫、设病坊”仅是其中一部分。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家家挂有东坡的画像，“饮食必祝”，还为他建立了生祠，作为回报。

　　当时的两浙官府对苏轼“设病坊”的做法也很赞赏，向朝廷上奏陈情，并建议朝廷：如果医僧三年医治超过千人的，赏赐在当时代表官服的“紫衣”;三年满所医达到规定之数，不仅赐紫衣，还赏赐可免地税及徭役的“祠部牒”。朝廷接受了奏请。后来，安乐坊搬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坊。

　　苏轼在杭州治瘟疫、设病坊的故事广为流传。后来，当广州疫症流行、死人无数时，广州太守王敏仲紧急向苏轼去信求助，苏轼立即向王敏仲回信献计：广州是商旅聚集的大商港，瘟疫流行，商人旅客先病倒，会传染给市民，这在杭州已有先例。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广州设立一家医院，专门收治染病的患者。

　　他还向王敏仲推荐合适的人才，并抄下治疗瘴疫的药方，“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请王敏仲在广州大加推广，“无不效者”。王敏仲接受苏轼的建议，广州的瘟疫很快得到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