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先生，既是我们的恩师，也是我们学术道路、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他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教育理念、高尚师德和人生智慧，都使学生们深受教益。

　　我是武汉大学哲学系79年级的本科生。1982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同班的三位同学晚饭后在校园散步。其中一位同学说：“陶德麟先生是我们系最有名的老师，我们听过他的课，但一直没有机会与他交谈，我们不能虽然读了几年大学却从没有直接接触过最有名的老师，不如我们现在去向他请教吧。”于是，我们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来到珞珈山东麓一栋非常老旧的房子的二层，冒昧地敲开了陶先生的家门。出乎我们的意料，陶先生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门，并让我们围坐在他家狭小客厅的餐桌边，还给我们倒上了茶水，他的和蔼可亲很快消除了我们的拘束感。我们提了很多专业学习方面的问题，陶先生非常认真地倾听并一一作了细致的解答。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就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征求陶先生的意见时，他建议我们小题大做，即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小问题作深入研究。他说，好多学生做毕业论文都喜欢做一些大题目，甚至想搞一个新体系，有这种雄心壮志很好，但由于与学识、能力、时间和精力不相称，效果并不一定好。他还举例说，上一届本科生有人坚持要以“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同一性问题”为选题做毕业论文，因题目太大，虽然费了很大的劲，最后还是不得不换题目。我们几个本科生唐突地造访，而陶先生与我们一聊就是近两个小时。这是我与陶先生的第一次接触。

　　1985年春，教育部下文明确规定硕士生可以提前报考博士生。那时，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谭臻教授指导下已读了两年的硕士生。经导师推荐，我提前一年报考了陶先生的博士生。当时，武汉大学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很小(当年为40人)，而报考陶先生的博士生的人很多。与别的考生相比，我不仅年龄最小，而且资历最浅，因此，我面临的竞争很激烈。然而，陶先生并没有考虑其他的非学术因素，而是根据考试成绩录取了我。就这样，我有幸成为陶先生的博士生。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陶先生鼓励我们进行研究性学习，要求我们苦练基本功，着力培养我们在国内外学术前沿创造性地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那时，学校尚未明确规定博士生在读期间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才能获得学位申报资格，但陶先生的不少博士生都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发表了论文，有的还出版了专著。这些论文之所以能够发表，就得益于陶先生对于博士生们学术素养和科研能力的培育。所以，在人才培养上，陶先生就像一位高明的医生，善于“治本”而不只是“治标”。

　　除课程学习外，陶先生还经常组织我们进行专题研讨。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倡导学术争鸣。专题研讨过程中，他总是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对各种不同的、甚至与他本人根本相左的持之有据的学术观点都持开放、包容和欢迎的态度。读博期间，我曾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提出了与陶先生很不相同的学术见解。当时有人认为我发表与导师不同的学术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陶先生反而对我进行了肯定和鼓励。

　　陶先生之所以会鼓励像我这样有些“离经叛道”、竟然敢于发表与导师根本相左的学术观点的学生，源于他特有的教育理念。

　　作为一位教育家，陶先生历来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他认为，为人的大“格”必须恪守，但个性不能压抑。他常说，人才不是工业产品，不能像流水线那样生产，必须使他们各有特点，各展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在他看来，要求学生的学术观点必须与老师保持一致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那样不仅会扼杀学生的个性，而且很难有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学术进步。

　　陶先生对学生宽严有度，听他的教诲如沐春风。长期以来，每逢博士生入学面试、开题报告、综合考核或论文答辩，即使再忙，即使是年事已高，陶先生也都尽力参加，并且总是提前到达，往往比别的年轻教师到达还要早。只要有陶先生参加，很多已毕业多年的学生也会瞅准机会前来旁听，因为大家都特别想听陶先生充满人生智慧的亲切谈话。

　　陶先生胸襟广博、宽厚慈祥、平易近人、风趣幽默，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人在无形中受到感染和影响。对学生们来说，陶先生是恩师也像慈父，是长辈也是朋友。有一次学位论文答辩会后，几位博士生与教师们一起聚餐。更让大家高兴的是，陶先生也参加了聚餐。那天陶先生很开心，讲了一些很有趣味的笑话，逗得大家乐呵呵的。因为很少见过他老人家如此高兴，所以大家就开始有些“放肆”，竟然谈论起各自的辈分来。有位师从陶先生年龄很小的女生，要一位年龄较大的男生称她为“师姑”。那位男生就请陶先生评理。陶先生觉得有趣，笑道：“这个问题前贤早就给你们解决了，韩愈不就说过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吗?还有，常言道，能者为师。业高者，闻道先者，能者，为师。老师不必方方面面都强过学生，学生也不一定样样不如自己的老师。谁是老师，谁是前辈，不是看年龄，更不是看你在跟谁学。”一番话说出，众人皆觉十分精辟。

　　去年8月的一天，陶先生感到身体不适。没有想到这次先生住进医院，就再也没能康复出院。先生住院期间，我每次去看望，他都特别高兴，总是说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可每次讲几句话就感精力不济。但在病重情况下，先生最为记挂的还是学术和学科!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我与先生无数次试图用电话或微信语音通话，有时早晨起床看到手机上有深夜两点多他留下的多条“对方已取消”的微信语音记录，但无论是他打过来还是我打过去，彼此都无法完全听清楚，不料他现在溘然长逝，我心万分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