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人韩琦，从担任言官到位居中枢，以谏建政，忠心不二，成为一名刚正不阿的诤臣。

　　1038年，全国各地自然灾害频发，生灵涂炭，饿殍遍野。大量灾民流离失所，到处迁徙逃命，抢夺食物，天下悲苦。就连仁宗皇帝都深感愧责，引咎自省。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不知反省，认为过不在己而泰然处之，更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纾难解困，任由时疫扩散，离乱不堪。言官们忌惮四人的权势，无人敢上奏弹劾。韩琦当时是右司谏，掌规谏讽喻，凡朝政阙失，百官所用非人均可谏正。而立之年的他止不住热血上涌，愤而上书：《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痛斥其过。

　　韩琦侃侃而谈，列举了古时的大禹、成汤，说明宰辅的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接着就弹劾王随等人缺乏长才远略、紊乱国家等失德非才之处。

　　首辅王随性格褊躁，目光短浅……众望不协，差除任性，固宠漫上，称病不朝，尸位素餐;

　　陈尧佐乱任官佐，期罔圣明，又因年高患病，很少到任办事，时人讥诮他说“中书翻为养病坊”;

　　副相韩亿紊乱纲纪，愈任威福，公然为不善，又以权谋私，视朝廷要职如自家之物，随意更换;

　　副相石中立兼领常事局，尚不能少有建明……若参决大政，则诚非所长。

　　字字如剑，直指要害。

　　“皇上您并没有任命合适的人来担任宰相啊。您用王随这样的人担任宰相，不仅将使国内形成驰慢之风，敌寇若知道了，也会轻视您和您的国家。”

　　韩琦不无忧虑地说，如此下去，岂不是将祖宗八十年之业坐付庸臣，任其恣意毁坏。

　　韩琦提议将他的奏章在中书省进行公示，召集百官朝议讨论，以正是非，并立誓若妄言，甘受诛戮贬窜之罪。

　　仁宗皇帝看后深受触动，当即痛下决心，一天之内将王随、陈尧佐等四人同时罢免。

　　一名小小的从六品右司谏，相比于四名位居中枢的宰相，远远不在一个等级上。但历史就是这么精绝，韩琦以等级不高的谏官身份，竟然一下扳倒了宰辅四人。这样的体例，在封建社会煌煌史册上绝无仅有。

　　一朝奏折上九重，片纸落去四宰执。北宋名相王曾听闻此事，也一反其从不轻易夸人的习惯，盛赞韩琦：“比年台谏官多为畏避为自安计，不则激发近名，如君固不负所职。谏臣宜若此。”当一个谏官就应该像韩琦这样，敢谏善谏，才不辜负国家赋予你的职责。

　　韩琦担任谏官三年，一向直言不讳，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不愧为言官楷模。

　　在年轻才俊苏轼断涯式提升时，韩琦照样唱了“黑脸”。

　　宋英宗赵曙在没有登基称帝之前，便久闻苏轼的大名。即位后，他想重用苏轼，将苏轼召入翰林院，准备授予他知制诰，为自己起草诏令。做过知制诰的官员，下一步就会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这是朝廷的精英阶层，能够参与决策国家大事，以至于当时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宰辅之臣都在翰林学士中选用。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一代名相，都曾做过翰林学士。

　　他喜滋滋地征求宰相韩琦的意见，哪知却碰了一鼻子灰。

　　“这怎么行呢!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人，今后必然会被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么天下仕人都会为朝廷效劳。到那时，人心所向，也就不会有人对此有异议。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的成长是不利的。”

　　见宰相断然否决，宋英宗只好又退了一步：“那让苏轼修起居注总可以吧?”

　　不能起草诏令，记载自己的起居也行。不料，韩琦依然摆手说：“记注与知制诰身份差不多，也不能给。皇帝如果真的看重苏轼，何不让他参加考试。考试通过，再给他一个能够经常见到皇帝的馆阁职务。”

　　“万一考不过，岂不让朕为难吗?”两次遭拒，英宗有点急了。他实在是爱才，想直接给苏轼官做。哪想到，耿介的韩琦还是不同意，坚持要苏轼参加考试方得提拔。

　　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臣子拒绝，英宗心里老大不高兴。但他也知道韩琦的禀性，无奈之下，只得让苏轼应试。考试时，苏轼取得三等成绩，倒也符合提升条件，就入了直史馆，也算皇帝近臣。

　　当三次阻挡升迁的消息传到当事人耳中，苏轼也很郁闷。此刻的他并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注脚，以后更多艰险。官场几番沉浮以后，苏轼心中早已释然。提起这段往事，他不仅没有责怪韩琦，反而心存敬意地说：“公可谓爱人以德矣。”意即韩宰相其实是真正爱护自己。苏轼明白，韩琦与他没有私人恩怨，他的阻谏，完全是出以公心。

　　1075年，韩琦病重逝世，神宗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又辍朝三日，特赠尚书令，赐谥号“忠献”，并亲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以示尊崇。在安阳那座韩魏公祠内，韩琦朝服端坐，手持笏板，面容整肃，颇有忠谏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