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南阳郡有个郎中叫沈槐，七十多岁了，没有子女。他整天发愁医术无人继承，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慢慢忧虑成病了。

　　当地的郎中们来给沈槐看病，但谁也看不好，老先生的病竟越来越重了。有一天，来了一位年轻的郎中，他仔细察看了沈槐的病情，马上开了一个药方：用五谷杂粮面五斤，做成丸粒，外边涂上朱砂，让病人一顿吃完。

　　沈槐看了药方，觉得很好笑。就让仆人把做好的药丸挂在屋檐下，逢人就指着药丸把青年郎中嘲笑一番。他一心只想着这事可笑，竟把原来忧虑的事全抛到脑后了，不知不觉病竟然好了。

　　这个看病“不走寻常路”的年轻郎中，就是张仲景，东汉涅阳(今河南邓州)人。他从小博览群书，当从史书上看到扁鹊行医的故事时，对扁鹊精湛的医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当时，南阳郡有一位名医叫张伯祖，医术很高，经他诊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痊愈了。张仲景诚心诚意拜到张伯祖门下，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炮制药材，都比别人格外用心。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的平生所学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没过多久，张仲景就在南阳一带小有名气，医术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

　　张仲景看病不拘成法，简单实用，一个药方上通常只有几样药材。有一天，他诊病时遇到了一位大便干结的老人。用泻药吧，病人身子虚弱，怕有生命危险。正在为难之时，他看到窗外有一群蜜蜂正在嗡嗡地采蜜，似有所悟，连忙让弟子取出蜂蜜放在铜盆里温火慢熬，受热的蜂蜜开始浓缩变干，张仲景将它搓成细长的条块，塞进了老人的肛门内。过了半个时辰，老人体内的大便终于顺利排出。这种疗法，就是今天“灌肠疗法”的由来。

　　张仲景医术高超，孝敬父母，南阳郡向朝廷推荐人才时，就把他举荐为“孝廉”。后来，朝廷任命他到长沙做太守。张仲景虽然进入了仕途，但并没有荒废医术。有一次，他下乡察看时，听说当地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换上布衣，登门求教，对“王神仙”的治疮疗法用心加以研究，获益很大。

　　长沙百姓听说张太守医术高明，纷纷登门求医。但在封建时代，等级森严，当官之人不能随便进入民宅。一心想为百姓解除病痛的张仲景，无奈之下就让衙役贴出告示：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专门请有病的百姓前来。张太守端坐在大堂上，挨个为百姓诊治。老百姓听到这个喜讯，无不拍手称快。于是，每逢初一或十五，长沙太守的衙门前便聚满了来自四面八方求医看病的百姓，有的人还从数十里外一大早赶来。张仲景的这一举动，首创了名医坐堂的先例，被后世传为千古佳话。

　　当时，各个州郡经常有瘟疫流行，很多人因此而丧生，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每次瘟疫到来，“村村闻哭声，家家戴重孝”，甚至达到“十室九空”的程度。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暗暗发誓：“我是个医生，治好瘟病是我的本分!大丈夫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于是，他毅然辞去官职，一方面“勤求古训”，反复研读《素问》《难经》等医书典籍;另一方面“博采众方”，对民间习用的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诊法，“考校以求验”。并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刻苦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张仲景终于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此书16卷，收录方剂269个，它确立的六经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伤寒杂病论》是继《黄帝内经》之后的又一部医学典籍，被誉为“方书之祖”“万世宝典”。其影响“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张仲景也因此被后世称为“医圣”。

　　晚年，张仲景回到了家乡南阳。当时正值冬至，乡亲们的耳朵都生了冻疮，前来求医的人络绎不绝。张仲景不顾旅途劳顿，吩咐弟子在院中搭起棚子，支起大锅，把羊肉、干辣椒和祛寒的药材一并放在锅中熬煮。然后，把羊肉捞出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形状的“娇耳”，放进锅里煮熟。每个生疮者可领到一碗药汤、两个娇耳。病人吃了娇耳喝了热汤，顿觉浑身发暖，两耳生热，冻疮很快就好了。现在，北方还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

　　巧的是，张仲景去世那天也是冬至日。人们都赶来为他送葬，还把他的坟圆得大大的，并在坟前为他修了一座庙。这座庙，这就是医圣祠。医圣祠的大门为仿汉建筑，博大雄浑，巍峨壮观。一对子母阙耸立门前，阙上的彩绘朱雀傲视蓝天，翩翩欲飞。

　　“志剪伤寒，呕心医术作杂论;方循辨证，献爱黎民坐大堂”。人们来到这里，瞻仰先贤，也为“万世医宗”张仲景送上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