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当官的人都希望自己官做得越大越好。然而有一个人例外，他两次向光武帝刘秀递交辞呈说：“我这人愚钝，当郡守期间没有大的政绩，实在不称职。如果继续占据高位，恐怕会让人不高兴。我真的不是沽名钓誉，实在是心中惭愧不安。如果不让我辞也行，那就给我一个小官吧，我回去好好历练，水平上去了再回来!”如此情真意切的辞职信，今天读起来，仍让人心生感慨。当时，光武帝能答应吗?史书上记载了七个字：“帝惜其能，不许之。”

　　这个嫌官儿太大，一心二心想降职的人，就是东汉时期的南阳太守杜诗，河内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他年轻的时候很有才华，在沛郡和汝南郡当都尉时，就政绩斐然，“郡所称治”。

　　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诗升任南阳太守。杜诗到任后，首先“诛暴立威”，严厉打击了横行乡里的地方豪强势力，以及打家劫舍的土匪地痞。然后是举贤，只要有真才实学、品行端正、肯为国家效力的人才，他都尽力向皇帝推荐。一时间，南阳政治清平，“政化大行”。

　　杜诗担任南阳太守七年，做了两件大事，足以彪炳中国科技史册。一是兴修水利，一是制作水排。

　　先说兴修水利。南阳郡是大郡，水资源丰富，汉水支流白河穿流全境百余里，两岸土地肥沃，一望无际。但河水多沙易淤，境内陂堰多已损毁。杜诗下车伊始，就立志要“为民兴利，务在富之”。他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发动民工修治陂池，组织百姓广拓土田，并对西汉时南阳太守召信臣所筑的陂、堰、沟、渠、池等加以开通和改造，使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多至三万顷”。放眼望去，田间陂泽棋布，地头沟渠纵横，垄埂首尾相接，无论水田、旱田均不受旱涝影响，各种庄稼、瓜果生长茂盛。杜诗亲自出入阡陌，躬劝农耕，甚至吃住都在“离乡亭”内，少有安居府衙的时候。为了防止百姓争水滋事，他还订下“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边”，并对那些不事田作的游手好闲者，“辄斥罚之”。几年下来，郡内人口倍增，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百姓都得了好处，“莫不耕稼力田”“畜积有盈余，比室殷足”，南阳成了富饶的“小天府”。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在《南都赋》中这样描写南阳繁荣的景象：“沟浍脉连，堤埂相接，冬稻夏麦，随时代熟。”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官吏中，“为民兴利”的人很多，但像杜诗这样，把“务在富之”作为治理目标，大力推行富民政策，并作出突出成效的官员，却并不多见。

　　再说制作水排。南阳农业发达了，老百姓急需先进的农具。为了提高冶铁效率，杜诗经过反复研究，发明了威力强大的水力鼓风机，又名“水排”。在此之前，我国冶铁用的鼓风工具，叫作橐。它是一种用牛皮制成的大皮囊，类似现在的“皮老虎”。人们手拿橐的把手，使它一张一合，把风鼓入炉中，把炭火吹旺，使金属熔化。刚开始是一个橐，通过一个进风管鼓风，后来又发明了多管鼓风的方法，把许多橐排起来，通过几个进风管，一起向炉里鼓风。这种多管鼓风的工具就称为“排囊”，简称为“排”。但是这种“排囊”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畜力，炼一炉铁少说要几百人或几百匹马来拉鼓风机哩。为提高冶铁效率，尽快制造出更多的农具，杜诗召集冶铁工匠们一道研究，反复试验，不停地设计，不断地攻关，终于制造出了先进的水排。

　　水排的制造，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后来的机械设计和水能利用有着深远的影响。据元朝王祯《农书》记载，杜诗创制的水排，用水的落差产生的能量作动力，分立轮式和卧轮式两种。立轮式水排结构简单，水流落差小，适用于小型冶铁作坊。卧轮式水排结构复杂，水流落差大，适用于规模较大的冶铁工场。水排的设计和制造，比此前用马力鼓风的效率提高了三倍，“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据考证，杜诗发明的水排，比欧洲类似的机械装置要早1200多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赞“中国的水排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杜诗病逝于南阳太守任上。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一生只为老百姓能过上富足日子的杜诗，死后竟然“家徒四壁，窘无田宅，丧无所归”。司隶校尉鲍永上疏光武帝，说明情况。光武帝马上下诏：特许在南阳府衙办理丧事，并赐绢1000匹，资助治丧。

　　南阳百姓感念杜诗的恩德，把他与西汉太守召信臣并称，称赞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于是，“召父杜母”就成了历代赞颂勤政爱民的基层官员的成语，这也正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父母官”称谓的最初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