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对北方的农人来说，更多的是田野劳作的疲累。北方有个老词儿叫“五黄陆月”，说的就是五六月天气最炎热，麦头儿黄熟，家家户户忙农事的关键时节。明人沈榜任宛平县令时，时时说与百姓：二月春气发生，都要宜时栽种桑枣;三月勤谨务农，都着上紧耕种;四月不许纵放头畜，作践田禾;五月各务生理，勿要闲时节;六月各守本分，纳粮当差……春夏秋冬，廿十四节，连父母官都要亲自督促耕作，可知农事之重。

　　而南方的端午可就愉悦多了：赛龙舟、演傩戏、包粽子、缝香包，情话更是要谈一谈的，青年男女趁机相约花前椰下。沈从文先生倾尽笔墨，描写的边城“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中，就端端的有一个端午。过去数百年数千年地“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变化”。

　　正所谓十里不同俗，南北两地即便同省也难免风俗各异。北方的端午没南方丰富多彩，黄河与洛水交汇处的河洛人过端午更为简单，地方志书上也只是一句：端阳佩艾、食角黍、系彩线。角黍，就是粽子，但不是当代那种白白的糯米粽，而是黍粽，黄色，比小米略大，煮熟后发黏。有人总结北方端午的美食：面扇子、煎堆、五毒饼……其实，在同属北方的河洛地区，这些也都是极少见的。据说全国对端午有二十多种称法，河洛人则把端午称为“当五”。五，最早出现在《诗·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紽 ”。诗经里的这个“五”还不是量词，是个会意字，从二从乂。“二”有两横，上为天，下为地;“乂”为相交，交错。二字相加就成为“五”的本义，指纵横交错。东汉·许慎《说文》中也说：“五，阴阳在天地之间交午也。”

　　如此，河洛人称端午为“当五”，倒真是有点意思。古人凡有时令鲜物出来，必献于宗庙，先请祖先尝新后，自己才敢享用，古称“荐新之祀”。这种祀礼轻于祭礼，但是却由来久远。《逸周书·尝麦解》即云：“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孟夏者五月，新麦已熟，秋黍将种。也许遗下了东周故风，每年端午，河洛人也是要到家祠里祀一下的，供食多是用刚刚收获的面点：炸糖糕儿、蒸花卷儿、脆焦片儿、蒸糖角儿，还有一种工艺较为复杂像灯盏似的面果子。

　　虽然端午的祀礼不像中秋、春节那般隆重，但也颇为重视。平时粗糙的农家汉子，在祖宗牌位前谨慎地整理衫子，面目严肃，身相端然，规规矩矩地作揖磕头，仿佛祖宗就坐在台案上，威严地看着一般。这边，小孩儿早已忍不住糖糕的诱惑了。好容易大人拜完，收拾祭供，孩子们一哄而上。“来来来，多吃点，祖先尝过的供食能消灾免难哦。” 此刻，孩子是不分你家我家，反正都是一个祠堂的一家人。多少年华逝去，那甜粘的香，会一直在孩子们的心里绕着，伴长大后的脚步向四方漂流。

　　后来，随着新政开启，祠堂被关了，“荐新之礼”在农人家里即可完成。妇人们不必在祠堂外等候，不必与族人比较哪家媳妇儿手艺好，也不必把焦片儿、糖糕儿分给别家的孩子。甚至在炸糖糕过程中，还会把先炸的私自就分享了，美其名曰：替祖先品品味儿。家母善面点，不仅会炸糖糕、蒸糖角，还会炸那种面点“果子”。把芝麻、细盐揉进面团里，擀成薄饼，一切四牙，用刀划去尖尖儿，然后在面案上盘啊，捏啊，就成了一朵像灯盏似的花儿。最显功夫的是在放进油锅之后，需要左右手配合，正炸讲扩边儿、立沿儿、拈芯儿，不能把果子炸开花了。其后是反炸，果子在油锅里翻个身儿，底盘儿迅速膨起，最易把“花蕊”挤合，所以要迅速把“花蕊”给打开。及到出锅，一只只圆溜溜、周滴滴、酥脆脆的果子就成了。面果子一层层的垒摆起来，就像一座花朵山，芬芳漂亮。

　　精美的面点除了供祖先、自家吃，母亲还要用雪白的抹布包上几包，让我们给家族里的长辈送“荐新之礼”。我知道，在母亲的心里，祠堂虽然关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家人。

　　北方的端午节，还有农人天未明就去采带着露水的艾草，还有巧手缝制的香包，孩子们独宠香包。香包溯源久远，《礼记》云：“五采谓之绣”。“五采”就是五色，用青、赤、黄、白、黑的丝线来刺绣，再填入中药材，除了把玩装饰，兼可驱邪爽神。端午节的“元神”屈夫子也曾在《离骚》记下了“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香包。这缕味道，从《诗》《骚》里飘出，至今未散。

　　一进五月，老奶奶们就会端个针线筐，坐在门前枣树下，拿出一团平时积攒的各色花布块，比啊，剪啊，缝啊，粘啊。一会儿，一个活泼可爱裹着红肚兜儿的扳脚娃娃跳了出来;一个捧着桃子的小猴儿跑出来;又一个彩色斑阑还戴着穗儿的绣球儿在筐里打着滚儿……更多的是装着麦、米、黍、谷、豆五谷的料布袋，这是家家户户的小男孩儿必须在端午节戴的，预示一生食物丰足。再者，就是那明艳的五彩线了，细细的搓了，一条条摆在线筐里，仿佛天上的云霞落了进来。

　　时节正“当五”了，前期的铺垫已经到位。老奶奶们“当五”要起个大早，趁太阳还未露出头儿，把家家的小孩子，无论男孩女孩儿，一股脑全给拴了，手腕上、脚踝上、脖子上。

　　拴住了，孩子们就跑不了了，平平安安的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