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40年前的那次高考，至今还有些后怕。1973年，18岁的我下乡到位于开封西郊的开封市教育系统农场，到1977年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农场600多名知青有近半的人离开了农场。此时的我，像《朝阳沟》里唱的一样“我好像失舵的船儿顺水漂流”，无助、迷茫。

　　我是在1977年10月前后，得知恢复高考确切信息的。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只觉得这是一次离开农村的机会，试试吧。

　　对这样重大机会“等闲视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对“择优录取”的怀疑。那时不正之风满地刮得厉害，招工、入伍都要“走后门”。自己也没有志在必得的决心和信心。下乡5年终日劳作，往日所学已近荒废。还有，我当时已23周岁，如果继续读书，长达4年时间需要父母接济支持，我于心不忍。我自己还有一点虚荣心，怕认真复习了结果落榜，面子不好看。所以，仅有的一两个月备考时间，也并没太珍惜。

　　当时还在农场的知青大约有300人，初中毕业下乡的约200人，高中毕业下乡的约100人。这300人中有不到100人报名参加高考，有三分之二放弃了机会。放弃者中有些文化程度相当不错，也不知出于啥原因，让他们放弃了改变命运的宝贵机会。

　　接下来的日子里，报考知青开始找复习资料，有路子的人不断进城去参加各科目高考补习班，称为“听课”。我没有进城听过课，因为我没有这方面关系，也觉得听一两次课解决不了问题。

　　12月1日，农场安排报考知青放假一周，准备考试。我开始临阵磨枪。先到农友家看了她写的几篇作文，还有农友帮我找了份史地复习资料，正反4面共8页内容。来不及大量演算数学题，只能翻看一些公式。整个备考期间，没有听过辅导课，没有写过一篇作文。

　　我的考场在开封市第四中学。考试前一天去看了考场，第二天一个人骑车去了四中。

　　考试时有两件事令我记忆犹新，两件事都发生在数学考场。我们农场大约有60人参加高考，40人集中在一个考场，我和另外20人在另一考场。考场是两个考生一张桌子，我的同桌是个素不相识的女生，看样子也是知青。拿到数学卷子做了没几道题，同桌女生突然轻声说，你第一题做错了。我顿时有点懵，既不知错在哪里，又不敢看她的卷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只听“啪”的一声响，我左侧过道边上一个男生将卷子重重拍在了桌子上，起身而去。我侧头一看，卷面上只写了名字，其余一字没写。这两件事让我本就不淡定的心情更慌乱，剩下的题目，胡乱应付了一下就完事儿了。

　　那年高考文科考了语文、数学、政治和史地。考完后既不知道什么是标准答案，也不知道估分查分，就像完成了一项例行工作，接着回农场干活儿去了。

　　那位提示我的陌生女同桌，虽然我连模样都没看清，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却时常会想起她，默默祝福她高考如愿以偿、今生顺达幸福。要知道那种提示要冒颇大风险的。

　　转眼过了1978年的新年。农场的张泽延副书记把我叫去，说要抽调十几个人去开封市招办帮忙做高招体检工作，由我负责。从这件事也能看出，那年高考准备工作的仓促。

　　我和农场的16名农友，来到了位于开封理事厅街的教师进修学校，高招体检就在这里进行。招办的人问我，你们这些人中有没有参加高考的?我说有8个人参加了。他说那不行，参加者要回避。我对他说，你能不能查一下这8个人的成绩，如果过了体检线，就再换别的人来。他查了成绩，8个人中6个人过了体检线，我是其中之一。我回农场给张副书记汇报了情况，另换了6个人去帮助体检工作。知道自己分数过了体检线，心中从此多了期待和希望。

　　2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农场宿舍门前百无聊赖地站着，突然看到一个邮递员在几十米外的路上骑行而过，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有我的通知书呢?

　　大约一二十分钟后，几个农友拿着一个信封雀跃着跑来，打开一看，我被录取到了郑州大学中文系，心中欣喜自不待言。教育农场有20多位知青被各大学录取。和我同一个中学读书，同在一个农场下乡5年，在同一考场参加考试的一位女知青，也被河南大学录取，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开始办理粮食和户籍关系。1978年2月下旬一个周日，我和一个要好农友去农场用自行车驮回了全部家当，不过是随身衣服、铺盖和一只旧木箱。3月初的一个清晨，我来到了郑州大学，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上学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省直机关工作一段时间后，我“跳槽”到一家中央新闻单位工作。用乃所学，心里总是坦然一些。

　　人的一生可以说无时不面临着有形和无形的考试，众多考试中，40年前的那次高考，对我来说无疑是最刻骨铭心的。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如果放在更大背景下看，也可以说时代决定命运、政策决定命运。

　　感恩时代。同样感谢高考中帮助过自己的人，还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