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景仰中外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师、巨匠，但不知是否想过，那些终生热爱文学的普通人，同样也是可钦可敬的。文学写作对他们就像树要开花，那仅仅是自己生命的需要。

　　在临近河南大学的旧惠济河西岸一处小小院落里，我见到刘泉生先生。低矮的平房在绿树环抱中，房间不大，清静温馨。泉生先生是1934年出生的人，长我十多岁，依然身材魁梧、精神矍铄。

　　泉生先生是开封文化教育界的人望，他虽然从未担任过一官半职，却比某些身居高位者更受尊重。他的这个绿荫笼罩的小院里，常有慕名来访者。其实，先生一辈子并没有做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无外乎读书、教书、写作。

　　我自幼偏爱宋元以来的“笔记文”、“小品文”，一生治学深得益于兹。因此，我最喜欢泉生先生的那些短小精悍的随笔与小品，这些文字与作者的个体生命血肉相连，与作者的呼吸节奏相伴，同时又透递出情绪记忆的印痕、岁月风尘的沧桑。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48年河大师生为躲避战火南下苏州，作者一家八口住在沧浪亭后院两间破屋里，父亲为了孩子们能吃口饱饭卖掉心爱的“鹰牌自行车”换回两石大米;时值少年的作者每月要飞步跑到玄妙观将父母的“法币”薪水兑换成硬通货，以免瞬间“缩水”。心灵手巧的妈妈，不但自己下手打年糕、熬灶糖、包汤圆，还给每个孩子织一件毛衣，让他们兄妹六人穿上过年的新衣，不足千字的文章竟呈现出如此丰富的“史料”与“情愫”!

　　我喜欢泉生先生的文章，另一个原因是他写到的一些人往往也是我熟识的。他曾写到他的“大铁椎”叔叔苏金伞：五大三粗，面目黝黑，不拘小节，却才华横溢，不但诗文上乘而且还是一位气势磅礴的书法家。文中对于苏金伞青年时代高涨的革命热情、中年以后倒霉的坎坷遭际、晚年璀璨的再度复出，写得历历在目。读泉生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苏金伞落难时能够到河大体育系任教，原是泉生的父亲刘立亭老人鼎力相助。

　　我结识苏老，已经是在他晚年花开二度时期。当我看到苏老的短诗《小轿与村庄》时，一下子就被诗中近乎玄幻的词句、近乎青春骚动的气场震撼了。恰巧那天老诗人曾卓在我家做客，我读给曾老听，曾老连说：妙品、极品!

　　泉生先生的文章里多篇写到张长弓、张一弓父子。泉生与小名叫斑斑的一弓是童年时代玩伴。长弓先生是河南大学名教授，辞世早，我无缘拜识;一弓却是我无话不谈的朋友。一弓去世，我还为他撰写过一副挽联：八十年风雨兼程，铁弓铮铮，肝胆照人秦时月;四百万锦绣文章，碧血斑斑，柔情润物陌上云。

　　泉生先生在多篇文章中写到他在中山大学的女同学饶芃子，说大学时她是“身材苗条、面庞清秀的广东姑娘”，阔别50多年后再见，“苗条的芃子姑娘已经变成贵妃模样的学者”。我和饶教授都从事文艺理论教学，接触机会多，那一年中国作协在北戴河开会，会后我和饶教授夫妇及中国作协几位领导、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青年评论家何向阳一起游览名胜“九门口”，在长城脚下拍了许多合影。泉生先生说，他和饶芃子早年都是怀着对文学的无限憧憬进到中山大学的，他们的“文学梦”如今都已经圆满实现!

　　泉生先生在文章里曾把我划进“学院派”文化人行列，我颇有些不以为然。1963年我考进河南大学，上到一半“文革”就开始了，我只能算个“半拉子”大学生，作为“学院派”是不够格的。泉生先生不同，他1953至1957年就读于中山大学，正是新中国教育界难得的黄金时期。指导他的老师王季思、容庚、董每戡、商承祚都是公认的学术大师，泉生先生才是名正言顺的“学院派”。不信，你读一读他对中国古代诗词、歌舞、杂剧、话本的研究文章，读一读他关于王蒙、余光中、阎连科、路遥、陈忠实、毕淑敏以及范若丁、赵国栋、王不天等人的评论，虽然语近清浅，却意蕴深含。确切说他应该是位拥有学院派根底的杰出民间写作者。

　　泉生先生的女儿刘波曾对我说：“爸爸视文学、写作为自己的生命，活一天就要写一天，不让他写作那就等于要了他的命!”知父莫过女，泉生先生的生命与文学结成纽带，他的一生将注定与文学相伴。

　　我尊重这种生命的存在。

　　文学艺术是个体生命开出的精神花朵，德国哲人海德格尔曾说：“玫瑰要开花，因为它是一棵开花的树。”刘泉生先生就是这样一棵开花的树，虽然历经风霜雨雪，依然枝繁叶茂，就像他院子里那株繁花似锦、花香四溢的月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