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先生在商洛经营手机代理业务，成立了一通讯公司任法人代表，因为与一电信运营商产生合同纠纷，双方诉至法院。一审判决后，马先生不服，上诉到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谁知还在案件审判阶段，马先生找到法官询问审判结果，后当着法官面服药。(6月13日《华商报》)

　　从报道来看，由于这起纠纷案，双方都无法提供原始合同，也就决定了法官既不能偏信马先生所说的年租金5万元，也不能支持电信运营商所说的年租金17万元。最终应该怎么办?笔者觉得，一审做出的“要求马先生向运营商支付同地段价位租金”的判决是合理的。

　　当然，面对这一判决，马先生可以不服，更可以提起上诉。但是他在提出异议和新的诉求后，起码要尊重和相信二审判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马先生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二审没判决前，跑到当事法官的办公室，以“不改判就不活了”相胁，并最终服下毒药。客观来讲，马先生的这一行为，从小处说是在干扰法官办案，从大处说就是要挟法律公平。试想，人人都以这种方式达到目的，我们的国家还有法治吗，还有公道可言吗?

　　诚然，马先生的以死相胁，不可能动摇法官正确办案，更不可能改变二审判决结果，甚至他服药身亡了，都不可能换来人们多少同情。这起案件告诉我们，面对人世间的纠纷，谁都有可能成为原告或被告的那一天，既然选择用法律解决问题，就要相信法官，就要用证据说话，任何的以死相胁非但为自己换不来公道，甚至演化为要挟法律公平。这种以生命付出的代价，不仅不可取还可悲，一点意义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