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规范再审立案标准，解决再审开庭困难，不断健全审判监督程序，才能更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申诉权。

　　据新华社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将进一步推进巡回区刑事申诉和再审工作，通过明确、细化刑法规则与刑事政策等措施，切实纠正冤错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三巡回法庭庭长江必新强调，要提高对错案危害性的认识，重点解决再审开庭困难，以及立案标准等问题，充分发挥审判监督的职能作用。

　　如果说，冤假错案是横亘在司法肌体上的毒瘤病灶，那么刑事申诉与再审，便是问诊把脉、扶正祛邪的医疗手段。针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等，司法机关受理刑事申诉主体的申诉，依法启动再审程序，重新作出正义的审判，事关当事人的身家清白，事关司法公信力。从呼格案到聂树斌案，从三起涉产权案到张志超案，无不折射出最高司法机关强化审判监督、平冤纠错维护正义的决心意志。

　　从法律上看，尽管宪法赋予了公民申诉权，刑诉法规定了申诉和再审程序，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重要纠错功能的实现，还面临诸多瓶颈，特别是再审开庭困难，更让纠正错案举步维艰。如果冤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对原审判决裁定不服，连再审程序的第一步都无法迈出，又何以能平冤纠错呢?翻看报道，曾有一些冤假错案尽管“漏洞百出”，却申诉无门、迟延多时，直到真凶现身，方才“峰回路转”。

　　为何出现“再审开庭难”?从主观上看，的确有重视不足的问题。一些职能机关和办案人员，未能处理好刑法目的与刑事政策、纠正裁判错误与维护司法权威等重要关系，尤其是没有真正树牢“疑罪从无”法治理念，把生效判决视为不容撬动的“铁案”，对冤案当事人申诉“掣肘多有”，人为关死了再审开庭之门。但从客观上看，这种尴尬的局面，更与刑法规则与刑事政策不够明确、细化，立案制度不够健全等密不可分。

　　譬如，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11月出台的《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七条，明确对终审刑事裁判的申诉，具备“有审判时未收集到的或者未被采信的证据，可能推翻原定罪量刑”“主要证据不充分或者不具有证明力”等9种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决定再审。问题是，举证难度的“升级”，对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原案当事人并不容易。由法院审查把握“可能推翻”，也缺乏具体明晰的标准。由此，导致了一些当事人诉诸信访、媒体等非司法渠道，曲线实现再审立案的目标。

　　作为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派出机构的巡回法庭，在审级上等同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效力也等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此番“发声”，将推进新时代刑事申诉及再审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再审开庭困难及立案标准等问题上，在明确和细化刑法规则与刑事政策等方面“破冰”，便于为各级人民法院指导借鉴，更释放出深化司法改革、纠正冤错案件的强烈讯号。

　　从长远看，还应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立法和司法解释“准立法”，进一步规范再审立案标准等，不断健全审判监督程序，更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申诉权，让平冤之路畅通无阻，“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