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在法典法国家，法官的职能就是要准确地适用法律，它虽然也承认法官可以解释法律，却只限于阐明法律的“真意”，离开法条而自我“创设”法律规则是不被允许的。相反，在像英美这样的判例法国家，法官则可以创造先例，可以对先例进行扩张或限制性的解释，即便是在适用制定法时，法官们对法条的解释也有较大的自由伸缩空间，也即所谓的“法官造法”。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律史上，法典法国家的法官总是籍籍无名、而判例法国家的法官却声名远播的原因。

　　比如在英国历史上，十三世纪中期的法官布雷克顿，因提出了“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成为英国法治原则的宣示者。

　　同样的，作为判例法国家的美国，其建国的历史虽短，但在法律发展史上留名的却数不胜数。提到司法审查制度，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言论自由方面，“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与霍姆斯大法官捆绑在一起;而厄尔·沃伦振聋发聩的“隔离本质上就是不平等”，则打破了种族隔离的藩篱，掀起了美国民权运动的风暴。当然，他们都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聚光灯所在，这些大法官自然也就容易出名。相较而言，作为州一级的法官，即便审理的案件事关每一个人，但由于其判决有可能被上级法院推翻，所以他们也就较少有青史留名的机会。然而，这样的人也不是没有，本杰明·内森·卡多佐就是这样一个例外，虽然他最后也被提名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不过他的“革命性”判决却是在做州法官时做出的，而这项裁决的影响力早已超越时空，影响着当代世界各个地方人们的生活。

　　卡多佐于1870年出生，1891年在尚未取得法学学位的情况下，年仅21岁的卡多佐就获得了律师资格。1911年，他在被称为“全美国最忙的法院”纽约州上诉法院担任助理法官，后升任法官、首席法官。卡多佐从未结婚，是一个苦行朴素、与俗世隔离的人。然而，他在处理“俗务”中的法理问题时，却有浓烈的人间烟火气息。纽约州上诉法院于1916年判决的“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在确立产品责任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该案法律意见书的捉刀人即是卡多佐法官。

　　在该案中，麦克弗森是一名消费者，他从汽车经销商那里买了一辆别克汽车。一天，麦克弗森送生病的邻居去医院，车辆突发故障，他被摔出车外并受伤。事故的原因是其中一个轮子“是由有缺陷的木材制成的，而且它的轮辐已经碎裂。”即因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严重瑕疵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麦克弗森将别克汽车公司告上了法庭。这在今天看上去稳赢的案件，在当时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在此之前，被广为认同和接受的是一项古老的“默契”规则，即买方可以控告任何卖给他商品的人，除此之外他不可以控告任何人。

　　对于一个严格遵循先例原则的法官来说，这个案子的判决会很简单，直接驳回起诉即可。而卡多佐却没有这么做，他认为，在产品制造商和购买产品的个人之间，存在一种隐含的安全保证，即使其间有居间的零售商;因此，在加以适当注意后，如果消费者因使用产品而受到伤害，就都可以对产品制造商提出诉讼。该案的结局是判决作为消费者的麦克弗森胜诉。而卡多佐也由此“静悄悄地完成了普通法的革命”，因为他提出的这一原则，不仅为普通法国家所普遍采用，而且还影响了现代各国产品责任法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原则的确立。

　　就在前不久，中国法院网报道了一起案件：重庆市民李先生家的热水器，在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爆炸，导致李先生受伤，家中物品亦受损毁。李先生将热水器销售商周某及生产商某锋公司诉至法院。重庆市三中院认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或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判决产品销售者周某不承担责任，热水器生产厂家某锋公司赔偿李先生各项损失24万余元。在今天，这类案件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因此这个案件的报道没有引起特别的反响，这是因为“制造商必须为自己的产品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早已成为一项“理当如此”的原则，人们也就无需特别关注了。

　　法典法国家的法官依其职能，是不容易影响本国法律发展的，而即便像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国家的法官，要做出具有“革命性”贡献的、惠及普罗大众的判决，其机遇也不是太多。不过，法官若不拘泥于法条文字，而是在面对诸如麦克弗森这样的每一普通人时，能够本着公平和正义的司法理念，步步为营，则中国的法治可期。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贡献也是革命性的，只不过属于“渐进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