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农村将发生哪些变化，作家该如何回应时代新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书写新时代新农村的新面貌，颇值得思考。具体而言，就是深入体验、观察新时代农村大地上的人和事，回答诸如生态文明、环境保护、脱贫致富、乡村振兴、乡村文化等中国农村在新时代面临的迫切的、重大的课题，并以蓬勃的激情和热忱的感受力去书写，去描摹，从而创作出乡土文学新经典。

　　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最早来自鲁迅。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寓居于京沪大都市的作家，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无论是鲁迅的《故乡》、茅盾的“农村三部曲”、萧红的《生死场》等，都将深广的现实社会内容与风俗民情描写相融合。而沈从文、废名等的作品则以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书写，表达着对故乡浓郁的爱恋。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还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及丁玲、柳青、周立波等的创作，都极大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表现出鲜明的风格特色和民族气派。

　　改革开放40年来，乡土文学更加蓬勃发展，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拓展，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不管是早期的伤痕小说、知青小说和反思小说，还是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抑或是先锋小说和多元的新历史、新流派创作等，包括诗歌、非虚构等，都不乏优秀的乡土书写。而诸多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作家们，如高晓声、汪曾祺、刘绍棠、路遥、古华、梁晓声、张承志、张炜、李佩甫、刘震云、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余华、莫言、王安忆、铁凝、周大新、刘庆邦、马新朝、梁鸿等，也都先后创作出了或具代表性或具开创性的乡土文学作品。从《受戒》《陈奂生上城》《平凡的世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小鲍庄》《活着》《羊的门》《秦腔》《笨花》《红高粱》到《一句顶一万句》《湖光山色》《平原上的歌谣》《响器》《中国在梁庄》等，优秀者不胜枚举、灿若星辰。这些乡土书写所描绘的风俗、风物、风情，所讲述的乡村生活、人生阅历、生存境况，所表达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精神境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结构和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已然在最广泛的可能性上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

　　就河南作家而言，大多有着特别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浓郁的乡土情怀。凭借《满票》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乔典运曾说：“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子里生活，与群众同欢乐共患难……我认识到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山村，比起轰轰烈烈的大社会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对我的创作来说，却是一口汲不完的小井。”很多作家即便离开家乡在大城市生活多年，但那些刻骨铭心的农村生活经历，在泥土中拼搏进取、摸爬滚打的切身感受，那些即便在呼吸中也能触手可及的泥土气味，仿佛一种割舍不断的脐带牵扯着他们的内心，使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惦念着故乡，于是，描写农村乡土就成了作家书写现实生活的路径。

　　当下，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综合运用器物、人才、制度、阵地等多种手段，又需要充分发挥文学的濡染、浸润和引领作用。农村题材创作作为乡村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应置身乡村振兴的潮头，把握乡村振兴的脉搏，呼应乡村振兴的节奏。作家们应书写乡村振兴的故事，审视、提炼和升华乡村振兴的文化精神、文化气度，在此基础上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佳构妙作，反映伟大的新时代和火热的新农村新面貌。

　　我认为，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和探索。

　　一是传承接续中国乡土文学优良传统，同时探索新时代农村题材作品的新特质。开放的乡土文学，曾容纳美丽田园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时代斗争，容纳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新时代，作家们应该以更开阔的胸怀关注乡村的变迁，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每一个村庄的发展，观照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描摹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从而精准把握新时代新农村的本质特征。

　　二是要站在历史文化和哲学思考的高度，不是平面的、肤浅的速写、素描或机械照搬，而是敏锐捕捉和呈现时代变革下农村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变化。这种现代化转型和千百年来的农村究竟有什么不同;中西文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城乡差异，在当代农村、农民身上到底有着怎样的体现;民俗、民风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新变等，这些都需要以历史的宏阔和哲学的对人的深度思考，才能真正推出有分量的精品，拓展乡土文学的创作空间。

　　三是要以深厚的人文情怀，坚守崇德向善的价值取向。作家要走出书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正了解农民的追求和诉求，认真观察生活，提炼素材，塑造鲜活的农民形象。以人文情怀关注新农民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要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使乡土文学作品拥有更加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永恒的人文价值。

　　期待乡土文学在新时代焕发新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