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网友举报云南省昭通市的一个副镇长罗某，涉嫌伪造一百多张身份证，目的是补足当地对二孩妇女进行医学监护的人数。

　　事情发生在2016年，由于二孩高龄产妇死亡率升高，所以当地县政府要求对二孩妇女实施医学监护。但在一些乡镇上，大量二孩妇女常年在外打工，为了完成任务指标，盐源镇副镇长罗某便办了一百多张假身份证来完成任务。

　　对伪造身份证，《刑法》中有明确的定性：“伪造居民身份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也就是说，副镇长罗某实际上已经涉嫌违法犯罪。

　　罗某身为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当好知法守法的表率，还弄虚作假蒙混过关，甚至为此不惜逾越法律的底线，这样的行为不能高举轻放、就此放过。

　　然而，此事更值得反思的是，这样的硬性指标如何来的?对二孩妇女实施医学监护，本来是利于民生的好事，但是，好的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如何得到好的效果?县一级政府有没有调查研究，是不是充分了解乡镇情况，或对乡镇情况了解但视而不见，对问题没有积极拿出变通办法，以致下级政府在操作过程中，无法结合现实来推进。一个好的政策，就这样从形式到形式，从指标到指标，不但没有造福政策中的主角——二孩高龄产妇人群，还让下级基层干部以犯法的代价弄虚作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贻害之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