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炜

　　一

　　第一次听到“殇”，是从我姥姥口中。那是1979年的春天，我的二舅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为国捐躯。我见到老人家时，她喘着气说：孩儿啊，恁二舅殇了，回不来了。说完她泪水长流。这是我第一次见我姥姥哭，我那时还是个小学生，以为那殇字是另一个“伤”，是她不愿提丧气的“死”字。

　　许多年后，我明白了她口中“殇”的含义，那是“为国战死”的意思。

　　姥姥是个病恹恹的老太太，穿一件褪色的青布褂，裹着小脚，呼吸间起伏着胸口，嗓子眼里有无数个尖细的声音在呐喊。印象中，她整天大把大把地吃药。我还记得那些药的名字，麻黄素，氨茶碱，一黄一白两种小药片，堆满了她的手心，一下子捂到口中，喝口水，“咕咚”就咽下去了。就这样艰难呼吸着，用药物维持着，用精神抗争着，她老人家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小时候的许多个夜晚，我被她剧烈的咳嗽声惊醒，看她佝偻着腰，在如豆的灯光下披着衣服喘气的样子，我都觉得她快要闷死了。可她第二天还是倔强地挺起来。

　　记忆中，她总是倚靠着门框，坐在一截儿低矮的树墩上，晒太阳。在冬日的暖阳里，她会眯起眼睛，呼吸间剧烈起伏的胸膛开始变得平缓，嗓子眼里那些杂乱的呐喊声逐渐弱小下去。这是她最舒适的时刻，她进入了梦乡。

　　她倚靠着的院门，窄小而低矮，比一辆架子车宽不了多少，两扇门板粗糙简陋，呈现着原木的淡黄。惹人注目的是，低矮柴门的门楣上那两块金色牌子：光荣烈属，光荣军属。这两块牌子，一块源自我的二舅，一块源自我的小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兄妹俩前赴后继，在5年内先后奔向西南边陲的红河岸边，甘洒热血保边疆。哥哥战死疆场马革裹尸，妹妹接过哥哥的钢枪，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救死扶伤，把芳华留在了祖国的边防线上。

　　姥姥坐的那块地方，许多年不曾改变。那个低矮的楝木墩，状如画家的调色板，清晰地呈现出赭黄色的年轮。那是1975年秋天，我的二舅入伍前专门给姥姥置下的，他担心姥姥坐在门墩石头上冰着身子。

　　二舅入伍后，姥姥就每天坐在楝木墩上，久久地望着西南的天空，看飞机留下白色的尾巴，看排成“人”字的大雁从头顶飞过。二舅牺牲之后的那几年，她就“霸占”了楝木墩，从清晨坐到黄昏，痴痴地望天。有时，她会垂下头，沉沉睡去。这时候，我分明看到她饱经沧桑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她该是梦见了殇逝的亲人，她没有说，我却能感觉到，因为她醒来会叹口气：祸害啊!

　　二

　　自打二舅牺牲，姥姥就用“祸害”这两个字来代替他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个动词的对象是什么，把这样一个贬义词用到自己的亲生儿子身上，里面有太复杂太深沉的含义，只有姥姥自己能解释。

　　也许，她使用的这两个字里面有忠和孝的博弈。自古忠孝难两全，作为一个母亲，她盼着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但她更有尽忠报国的大义。所以当二舅刚探亲回家就接到“即速归队”的加急电报，而邻居们劝说二舅过几日再归队时，姥姥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咱不能做那不忠不义的事。对于姥姥这样的叫法，我的母亲后来说，一个才二十出头、活蹦乱跳的儿子去了就再没回来，叫谁都接受不了。20多年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儿子，你说走就走了，让当娘的该咋办啊!

　　祸害，这个特别的称呼，使用权只能属于她这个娘。

　　许多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位年迈的母亲从乡下赶来送别因缉毒而牺牲的儿子，一见到躺在棺木里的儿子，她突然上去重重地打了儿子两个耳光。所有在场的人都震惊了，电视机前的我也愣住了。母亲为何这样对待牺牲的儿子，为什么?此时，我一下子理解了我姥姥。那是两位老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表达相同的刻骨铭心的爱。

　　姥姥是个瘦小的老太太，说一口与当地不太一样的方言。她性情刚强，脾气暴烈，敢作敢当，许多次家里面临重大抉择，都是姥姥拍板。

　　我真的不知道我姥姥是一个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地下共产党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为温饱的岁月里，在中原腹地的黄河岸边，有谁会想到，一个整天坐在门前喘气的瘦弱老妪，曾是一个出生入死抗日救国、有着几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直到今年清明节前夕，我见到准备去蒙自为二舅扫墓的我的小姨，谈起早已作古的我姥姥的时候，她才说了这样的一个情节。那是上世纪90年代，组织上进行党员登记，来人问小姨，村里有没有1949年之前的老党员。小姨说：我们家就有两个，我的父母就是三四十年代入党的老革命。

　　三

　　在小姨的断续讲述中，我姥姥的过去逐渐清晰起来。

　　姥姥上世纪初叶生在河南滑县八里营，父亲早逝，家中赤贫，母亲拉扯着她和两个弟弟艰辛度日，受尽村邻白眼。她成长的那些岁月，正是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候，阶级仇、民族恨在裹着小脚却性情刚烈的姥姥心灵上烙下深深的印痕。16岁时，她和丈夫遇见了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矢志不渝，一生跟定共产党。她是1933年秘密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是我党豫北地区的地下工作者。那一年，姥姥17岁。

　　姥姥的第一个丈夫姓钞，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一次给八路军运送物资时遭人出卖，被敌人抓住关入监牢。连拷打带恐吓，姥爷被营救出来时已经病入膏肓，面色蜡黄，腹胀如鼓，很快就不治身亡。

　　年轻的姥姥失去了丈夫。此时，她的膝下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姥爷的死，激起了姥姥仇恨满腔。我母亲告诉我，姥姥当时整天抱着我的大舅，把她们姐妹俩丢在家里，死心塌地打鬼子，闹革命。

　　我小姨那天讲的两个故事，听得我竟有些恍惚，觉得那都是电影中才有的事，却发生在我最亲爱的姥姥身上。一次，当地党组织被人出卖，危在旦夕。姥姥受上级指派，去滑县县城与一名同志接头，递送情报。接头暗号是竹篮里卧一只黑母鸡。当天深夜，姥姥裹着一个碎花头巾出发了。她打汇着竹篮，竹篮里卧着一只黑色的老母鸡，老母鸡下面的麦秸里，有一封加急的情报。姥姥一身露水、急急步行20多里路于黎明前来到滑县县城下。天亮正待进城，抬头看见城门楼上悬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城墙上的布告写着名字，正是她要见的人。敌人率先下手，若早来一个时辰，姥姥的人头也会悬在城门楼!另有一次，汉奸带着日本人进村搜捕抗日分子，姥姥抱着襁褓中的我大舅，刚刚爬上西屋的覆棚之上，敌人就进了院子。这时怀中的婴儿还在啼哭，生死悬于一线，姥姥只好用奶头使劲捂住了孩子的口鼻。日本兵走了，姥姥再看怀中的婴儿，已经嘴唇青紫，奄奄一息。

　　我的小姨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她从不说自己在战场上的经历，要不是我的表弟在微信中发来她母亲的军功章照片，我会一直以为，小姨是个在后方医院打针取药的小护士。去年，我从一本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的纪念册里，见到了她在战地医院抢救伤员的一张照片。后来她给我轻描淡写地说了战场救护的一个细节，说当时担架上的血，她需要一会用手掌刮一遍，刮落的血，会形成一个弧形的红色水帘。

　　小姨把记忆中姥姥讲给她的故事再讲给我听时，情节已经折损得只剩下十之二三。若是直接从姥姥那里听，一定会是惊心动魄，超越电影中的情节。

　　我小时候，姥姥倒是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土改时的一个夏夜，她正在堂屋的小床上休息，睡梦中觉得有响动，以为是猫儿偷食，便叱喝：猫!话音刚落，就听一个粗哑的声音在耳边炸响：啥猫啊，眼望就割了你的人头!姥姥闪身坐起，打开手电筒，但见眼前横着一口明晃晃的大刀，在手电的映照下寒光闪闪。姥姥说，多亏旁边有个手灯，那雪亮的电光刺着了黑布蒙面杀手的眼睛，他受惊逃遁，一个箭步跨出丈把远，把竹帘子踩掉，夺门而出，消失在暗夜中。姥姥根据身形认出了那是村里的恶霸，第二天就让农会把他抓走了。

　　50多年后，我的母亲又见到了他失联多年的本家叔叔钞进学，这位已离休多年、曾任中共濮阳县委书记的90多岁的老人，提起当年，感慨道：恁娘当年可是个人物啊!是真革命、真进步、真共产党员啊!

　　四

　　从小到大，我只见过姥姥哭过两次。一次是二舅牺牲后她悲痛地哭诉，还有一次，是几年后她养的一只小猫中毒死亡的时候。那是一只身上布满浅色纹路的花猫，姥姥唤它猫妞。它整天把尾巴翘起来，依偎着姥姥。当年二舅入伍的时候，家里有一只同样的花猫，那是猫妞的母亲。后来花猫不见了，姥姥就对这只小猫百般疼爱，总是把馒头咀嚼了喂它。有一年冬天，我的舅母把一只搅拌过农药麦种的簸箕扔在门边，姥姥不知道，就把咀嚼的馒头放到簸箕里喂猫，小猫中毒死亡。姥姥大恸，悲伤哭喊：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

　　1979年夏天，我考初中。考试的那天早上，姥姥专门为我摊了鸡蛋煎饼，又叫上我，塞给我一小卷汗津津的纸币，对我说，去买个冰糕吃吧，吃完考个头名状元!我攥着姥姥给我的钱去赶考。路上我一张张抻开那卷成小筒的面值一角的纸币，正好六毛。

　　几年之后，我如愿考上了重点大学，姥姥高兴啊。这次，她老人家给了我16块钱，一小沓纸币压得平展展的。递给我时，她叹口气说，你那个祸害舅学习好，要是早些兴高考，他也上大学了。

　　1992年秋天，我从郑州坐长途汽车去看望姥姥。推开姥姥家的大门，看见她独自在一堆花生秧后面择花生。跟她老人家打招呼，突然发现她说话迟钝，眼神迷茫——姥姥痴呆了。一阵悲伤袭来，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和她，似乎被一层厚玻璃冰冷地隔开了，我能看见她，却再也牵不了她的手。

　　悲伤中，我拿出新买的照相机，推上胶卷，聚焦绿色花生秧后面的姥姥，按下了快门。这也是姥姥平生的第一张彩色照片。

　　五

　　我的姥姥是在我军解放滑县的战斗中认识了我的第二个姥爷、一位上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的八路军战士。两个信仰相同的共产党员在革命中结为夫妻。

　　新中国成立了，两位出生入死的老战士回到姥爷在封丘县的家乡，归于田园，在古老的土地上辛勤耕作，在炊烟袅袅的乡野小村慢慢老去。

　　平时，姥姥管姥爷叫老王，姥爷管姥姥叫老李。偶尔，为着一件小事，好脾气的老王会被暴脾气的老李数落一通，老王嘿嘿一笑，牵牛下地去了。更多的时候，老李会精心做了好吃的，端给“当家的”老王。

　　姥姥不允许别人给姥爷脸色看，更不容忍有人质疑姥爷的信仰。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中午，全家人正在院里枣树下吃饭，姥爷又说起他“四七年跟党在豫北拉游击”的往事，我的大舅说，人家拉游击拉成了大官，你拉游击咋拉到村里当了农民?姥爷沉默。忽听“咚”的一声响，姥姥把手里的饭碗撂到了地上：他不拉游击，你个孬种今天能安安生生吃好饭?老人家大怒，全家人再不敢吭声。

　　那年，二舅牺牲的噩耗传来，失去了唯一亲生儿子的姥爷悲恸欲绝，躺倒在床上，两天不吃不喝。第三天早上，姥姥走到他的床边，大声呼喊：老王，你得起来，恁儿为国捐躯，是个英雄，光荣!哪里青山不埋人?咱日子还得好好过啊!

　　两位老人相互鼓励，坚强地挺过来了。1979年冬天，他们又把唯一的亲生女儿、我的小姨送上了前线。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原大地，姥姥家富足起来，她的病也逐渐痊愈，呼吸时喉咙里那些细小的呐喊声终于销声匿迹。

　　1994年，与姥姥相濡以沫40多年的姥爷去世。姥姥再一次失去了至亲，她痴呆得更厉害了，直到一年多之后在睡梦中告别人世，去往另一个世界，同她最亲爱的丈夫和儿子团聚。

　　即使在痴呆的那些日子里，姥姥每天还是要坐在门前的那个楝木墩上，眼望天空，喃喃自语。然后，垂下头来，沉沉睡去。

　　我的姥姥生于1916年，卒于1996年，她名叫李秀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