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自己的难处，家家有自己的苦衷，做为县令也有自己的困境。除了有实心实意为百姓做事的心，还要能带领大家走出困境，让百姓安居乐业，以至于百姓给他建生祠祭祀，这就是好县令，他叫乔璧星。

　　乔璧星(1549年-1616年)：字文见，一字恒南，号聚所。南直隶临城(今河北省邢台市)人，早年和赵南星一起师从名士艾穆学习，赵南星性格耿直、为官清廉，后来成为著名的东林党首领。万历八年(1580年)乔璧星进士及第授中牟县令。关于他到任的年份，清代以后各版县志都写作“万历十年”，但据他撰写的《太子太保尚书张公祠堂记》中有“岁庚辰，余令中牟”一句，庚辰年即万历八年，与《临城县志》记载相同，这一年乔璧星31岁。

　　万历十年(1582年)，中牟县北遭受水灾，民田淹没;县南遭受旱灾，风沙肆虐;蝗虫则使全县成灾，三重灾情困扰中牟大地，百姓民不聊生。其实这样的情况在中牟县长期存在，只是轻重程度不同而已。以前的县令遇到重灾年都会向省里申请发放赈灾粮，但都没有成功。比如县令郝滋在弘治六年(1493年)曾经申请六千一百多石，省里批复后却没有放粮，直到王缄做县令时还在催促放粮，到此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这是让历任县令都头痛的事。面对灾情，再了解到申请赈灾粮无望，乔璧星决心破解这个局面，只能从中牟自身寻找突破口。通过查看田地籍册和税赋帐单，中牟县有一万零六百顷耕地，但是地亩数与实收赋税不成比例。乔璧星也是务实之人，到任后也去过不少地方巡视，记录与他的印像有些不符。于是他就便衣访察田间地头，又走访百姓、生员、缙绅，详细询问。一段时间下来，基本上把情况摸清。大致是这样：官府对于耕地，不管是肥沃还是贫瘠都收一样的赋税，大家都认为很不合理、很不公平，不约而同地想尽方法逃避赋税，甚至有人不再种地;官府对于荒地还继续征收赋税，无人耕种就让地主交，无主之地就分摊给全村，弄得百姓怨声载道。中牟县的情况是整个大明朝的缩影，所以在嘉靖十年(1530)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桂萼提出“一条鞭法”，之后内阁首辅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推广到全国。乔璧星决定在中牟县推行“一条鞭法”。他先草拟一个方案呈递到巡抚衙门，大意是：把全县的耕地分为上、中、下三等，税赋依次递减，至于撂荒的无主耕地，则象征性收一些税赋，主要目的是不让耕地荒芜，即使有人代替耕种也合算。此方案得到巡抚(省长)韩公、直指刘公的高度赞扬。顺便说一下“直指”，这是朝廷设置在河南省专管巡视、处理各地政事的官员，类似于我们常说的钦差。收到省里的批复后，乔璧星立刻召集缙绅、生员、里甲长、百姓等不同阶层的代表，把全县的耕地统计、分类，统计时发现不少有耕地者没交税赋、交税赋者却没有耕地的现象，还有其他小问题若干，都一一记录在案;耕地分类的标准是：县城周围是上等，远一点的是中等，其余是下等。并在各村立一块大木牌，上面刻着该村的耕地面积、人口数、赋税量等内容。此次改革，共查出 瞒报田地450余顷，开垦土地300余顷，减免公粮6000余石，收缴补交公粮1300多石，全部用来赈济灾民。乔璧星此举无论是地多的缙绅还是租地耕种的平民都拍手称快，受益最大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于是大家请县教谕周至德撰写《乔公权宜轻粮救灾记》，立碑以示纪念。乔璧星在中牟县成功实施“一条鞭法”，是中牟县历史上一件大事。

　　乔璧星除了在中牟县大力推行“一条鞭法”革新外，还做了大量实事，如劝课农桑、修渠筑堤、治病防疫、捕捉蝗虫等，在行政时发现官印用的年份太久了，磨损严重，又申请重新铸造了一枚。乔璧星还经常空闲时去一些村庄、田间去体验生活，帮百姓干农活、吃农家饭，有时也会住在百姓家。白沙、万胜两镇去的次数最多，这两处也是后来给他建生祠最多的地方，几乎每个村都有。

　　乔璧星还有很深厚的文化眼光，他到任办完交接手续，第一件事是查看档案，了解中牟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他发现从正德十年(1515年)韩思忠编撰第一部县志到现在已经65年了，这其间又有很多人和事应该载入县志，就萌生了要编撰且志的念头。到万历十二年(1584年)他和中牟籍的属僚梁焕、徐大吉、边自化等人商议编撰县志，三人表示同意。乔璧星就让他们召集才子名士开始编撰工作，三个月后新县志完成。乔璧星亲自撰写《序》，说是希望此书能导官向廉、导民向善，鼓励中牟县多出像鲁恭一样的清官、像田基一样的义士。全书分为：坠里、建置、田赋、学校、官师、选举、人物、榫术八卷。这是中牟县历史上第二部县志，可惜此版县志未传至今。

　　乔璧星在中牟执政五载，其政绩被朝廷考核为优异，河南的百姓都称他是中州第一清官。万历十四年(1586年)高升为山东道御史，之后逐步成为朝廷大员，在更大范围造福百姓、为国分忧。他并没有因离开就忘记中牟县的父老乡亲，因为这里是他第一次当县令的地方，所以他对中牟县有很深的感情。在他任佥都御史时，听到中牟县要为张孟男修建祠堂，就欣然题写《太子太保尚书张公祠堂记》;还有一次他时任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长)，有一群中牟的父老找到他诉苦：朝廷今年除了正常的税赋外，又加了一个很奇怪的条件，还要再上缴五千捆柳条，全县的柳树都砍了也凑不够，无奈，只好来找乔璧星，希望他能帮帮忙。乔璧星多次找工部尚书协调，最终免除了五千捆柳条的差役，中牟县的官员、百姓都拍手称快。此时他已经离开中牟二十年了。

　　万历十九年(1591年)，乔璧星离开中牟五年之后，中牟的父老乡亲反而更思念他，大家商议给他建座生祠，祠堂建好以后，有人说：有祠就得有碑，有碑还得有人写碑文，这样才能把乔县令的功德最大程度铭记、传播。大家又决定在祠堂前立块德政碑。还派出代表去开封求朱勤美写碑文。朱勤美是世居开封的皇室后裔，很有才华，编撰有《王国典礼》传世。几天后，朱勤美出来逛街，恰好遇到刚刚上任的中牟县令吴传道，就他询问百姓给乔璧星立生祠之事，吴县令说起乔璧星的事，滔滔不绝的讲了好多，说他一到中牟境内，看农田的地陇都宽大，农民耕到边时都会留一犁，这样就不会争地边了;走到路窄的地方，两边的路人都会主动停下让对方先过;田地里没有杂草全是长势粗壮的禾苗，堪称嘉禾;社会治安也非常好，真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还有仓廪充足、城池坚固、生员才俊济济等等不一而足;中牟这样的善治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官员要是不立祠反而不可理解。最后说现在中牟县如此好的风气都是乔璧星留下的。朱勤美听一个现任能讲出前任诸多善治，也被感染了，好官自然要旌扬，他很快就写成《乔公生祠碑记》，让中牟秀才冉梦魁带回去刻在石碑上。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四月二日乔璧星致仕回家，不几天就去世。他死后无钱安葬，家属只能把县城内的老宅院、山庄卖了百余金办成丧事。他下葬的那天，中牟县专门赶去送葬的数十人围着他的坟头泣不成声。

　　乔璧星在中牟县留下很多事迹，有教谕梁焕撰《乔公条鞭录记》、教谕周至德撰《乔公劝宜轻粮救荒记》、祥符人副使杨节撰《乔公德政碑》等文传世。咱们主要是讲乔璧星与中牟相关的事，其实在中牟县之外他本色依旧，例如他任四川巡抚时同样多有德政，任满回京时，有三乘轿子：他坐一乘，衣服、书籍各一乘，别无他物。四川百姓在武侯祠旁为他建生祠，并立《德政录》碑及文。他还为家乡编篡《临城县志》七卷，留下诸多诗文。《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七》有录。

　　赞：鲁恭一任，牟邑百姓传诵千年，乔璧星足以比肩。其德政于牟，则牟民感念终生;生祠虽无，丰碑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