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3年的京城长安，士子云集。一年一度的科考就要开始了。和风吹拂的早上，阳光明媚。21岁的洛阳青年才俊刘禹锡，与来自河东的柳宗元骤然相遇，在历史的天空上擦出了友谊的火花。春风得意的“刘柳”同榜进士及第。此时的他俩并不知道，太多相似的人生交集，让他们成为那个时代关系最铁的生死至交。

　　“永贞革新”仅持续了100多天，就夭折了。刘禹锡、柳宗元等参与革新运动的核心人物遭贬。墙已经倒了七年，没有参与革新的韩愈仍没放下心头的积怨，以“论史”为题对柳宗元进行有神论的说教：“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意即“永贞革新”失败是“天”的惩罚。官人韩愈似乎不太像诗人韩愈，他一直对王叔文等改革有成见。

　　耿介的柳宗元并没有忍气吞声，不客气地甩了韩愈一句：凡明智之人是不言鬼神之事的，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对“天”感到困惑。

　　不知收敛的韩愈，继而责备柳宗元“不知天”，说“天”能“赏功罚祸”。

　　见韩愈把争论从“论史”引申到“说天”，柳宗元潜心撰写了《天说》，驳斥韩愈鼓吹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的谬论。

　　就在韩、柳“口水战”打得正酣时，刘禹锡看不下去了。他以柳宗元的结论为起点，续作《天论》三篇，对柳宗元进行策应和声援。以“极其辩”的理论勇气，以“尽天人之际”的理论深度，从哲学的意义上划清天道观上“自然之说”与“阴骘之说”的根本界限，提出了许多带有创见性的哲学观点。看到刘禹锡出来为柳宗元站台，韩愈偃旗息鼓，没有再挑理论战。

　　贬谪十年回京的刘禹锡，仍然掩不住锋芒。“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饱含讥讽的文字，当朝官贵岂能容忍。刘禹锡因“诗”再次遭贬，远徙播州。受牵连一同被贬的柳宗元啥也没说，反而替刘禹锡的处境深深担忧。他知道，刘禹锡上有八十岁老母，哪经得起这番长途折腾?播州地偏路远，可能去难再返。他向御史中丞裴度请求道：“梦得有八十老母，今日一去，便可能是生离死别。人活一世，忠孝不能两失。我母亲已经去世，没有什么牵挂担心的了，请您禀告圣上，答应我与梦得换一换吧。”裴度觉得情理可通，将实情上奏宪宗。皇帝还算心慈，考虑了一下说：“刘禹锡虽然犯法，但其母无罪。今念在其母年高体弱的份儿上，就让他改授连州吧。至于柳宗元，看来也是仁义之人，就让他继续出任柳州。”以“柳”易“播”虽没有实现，却让世人看到了柳宗元对待朋友那颗金子般的心。

　　“刘柳”结伴南行，一路上诗酒相依，互相鼓励，互相慰藉。从江陵下长江、入洞庭、逆湘江，至衡阳，柳宗元仍需乘船取道湘江西去柳州，刘禹锡则需策马越五岭南下连州。二人无限感慨，依依惜别。柳宗元赠诗一首：《衡阳分路与梦得赠别》：“垂泪千行便濯缨”。离别的伤感，让英雄气短。刘禹锡答诗回赠。往来应答三轮，两人这才分开。

　　刘禹锡病了，柳宗元来信嘘寒问暖，有时寄来药方，嘱其遵照调理。柳宗元心情低抑时，刘禹锡去信疏导慰藉。

　　元和十四年，刘禹锡的母亲以九十高龄寿终正寝。他离职返乡，回洛阳为母亲丁忧。刚到衡阳，又传来另一件令其难以置信的事——年仅47岁的柳宗元病逝。

　　长期的贬谪生涯，使原本性情沉郁的柳宗元身体江河日下。病重之际，柳宗元料想自己难以完成整理书稿的任务，就写下遗言给刘禹锡：“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

　　冬日肃杀，寒风凄恻，刘禹锡洒泪写下一句句肝肠寸断的诔文：

　　呜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闻否?

　　呜呼子厚!南望桂水，哭我故人……此恸何极!

　　呜呼子厚!终我此生，无相见矣……魂兮来思，知我深旨!

　　万物悲戚，江河垂泪。

　　料理完丧葬之事，刘禹锡收养了柳宗元的大儿子周六，将他视如己出。后来柳周六进士及第，踏上了仕途。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整理柳宗元诗稿，使《柳河东全集》刊行于世，《江雪》《渔翁》《捕蛇者说》等美文传吟至今。

　　安葬、抚嗣、刊文，刘禹锡一力应承，做得几无瑕疵。李杜、王孟、元白、高岑……唐朝齐名并称的诗家不少，多以诗文归之。真情烛照千年，超越生死情谊的，唯“刘柳”而已。

　　一生播迁的刘禹锡，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白居易、裴度等都时常前去看望他。人声喧喧时，他四处探寻的目光深处总有一丝落寞：一起科考、一起革新、一起遭贬的柳柳州在哪儿，那个承诺“晚岁当为邻舍翁”的柳河东在哪里，那个俊逸清朗衣袂飘飘的柳子厚在哪儿?

　　风迷了眼，杯中的酒有点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