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向别人做出承诺，就应该一言九鼎，掷地有声，板上钉钉，不能变卦;否则，便会遭到别人的非议和诟病。然而，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经有一次爽约失信，却留下好的口碑，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再度来到西湖边上，出任杭州知州。那年“饥疫并作”(大旱歉收和瘟疫)，《宋史》记载说，饥饿和瘟疫肆虐疯狂，造成百姓死伤人数剧增。他心急如焚，一方面上书朝廷，请求减免税赋赐给度牒(官府发给僧尼的凭证，可出售以补府库不足)，用度牒换来的米赈济灾民。一方面积极想办法控制瘟疫，没想到收效甚微。见此情景，苏轼整天郁闷于色，茶饭不思。“那年你在黄州时不是也碰到过类似疾病吗?”一个下属提醒说。

　　他眼前一亮!

　　原来，苏轼在黄州任职时，结识眉山的一个叫巢谷的朋友，手里有治疗瘟疫的“圣散子方”。这个人对凝结着自己心血的药方视若生命，连亲生儿子也不肯传授技艺。苏轼三番五次向他索要配方，都遭到眉谷拒绝，次数多了才勉强应允，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不得外传;且让苏轼指着江水盟誓。苏轼无奈只得答应了，但心里却非常别扭，药方不就是为了治好更多的病人吗?倘若孤芳自赏，束之高阁，那还有啥意义呢?价钱低而疗效高的药方应该传给更多的人才有价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想到这，苏轼就把这个药方传给了当地名医庞安时，让其记录在他的著作《伤寒百病论》，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圣散子方又单独成书流传至今。

　　“天地之间有杆秤，老百姓就是那定盘的星。”为了治疗瘟疫，苏轼令人在街头大量熬煮加了圣散子方的米粥，救活了不少民众。为了感激他的恩德，杭州老百姓除了把苏轼在西湖修筑的那段大堤叫“苏堤”之外，家家还挂着他的画像，且“饮食必祝”，那虔诚和敬仰发自肺腑。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应该全面辩证地去看才是。如果说苏轼按照承诺，不外传药方是讲诚信的话，那充其量是小诚信。而向外传药方呢?从表面看，似乎是犯了出尔反尔的大忌，但这却是一种大诚信——那就是心系无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不忘为苍生黎民谋利益的火热情怀。由此可见，丢掉的是小诚信，得到的是大诚信，这种“丢卒保车”的明智选择，蕴藏着苏轼这位文学家的大气魄、大格局、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