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把古代诗词比喻成是一棵树，那么诗就是主干，而词则是主干上生发出来的斜枝。所以诗示之以“正”，词示之以“奇”。古代诗人每每把写诗视为“正事”，把填词当作“诗余”。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写了近千首词，但正式出版自己的诗文全集时，不肯让一首词入选，大概是他认为填词是自己的“私人小事”，不能登大雅之堂吧。

　　俗语常说“写诗填词”。诗是要“写”的，写就是诗人的主动行为。诗言志，诗人借以直接抒发自己的感受。虽然诗也配乐演唱，如诗经，但配乐也大都是“雅正”风格的，称之为“雅乐”。在庄重的场合，缘词成颂。所谓“闻弦歌而知雅意”，称道的就是这个。雅乐要求诗的句式十分规整，大都是四言诗，铿锵有力，节奏分明，颂唱时鼓乐齐鸣，以示肃穆庄严。“诗”字从言从寺，本身就具有宗教仪式感。所以写诗历来是很郑重的事情，要求“发乎情，止乎礼”而又“思无邪”的。诗者，兴观群怨，存乎一心也。以我为主，顾盼风流，直抒胸臆，慷慨高歌，快何如哉。

　　词是要“填”的。何为“填”?量体裁衣，看碟下菜也。一个“填”字，就说明是被动行为，吟从曲，咏依声，规行矩步。声韵在先，曲调在前，作者也就必须亦步亦趋以适其所。最早的词乐，称之为“宴乐”或“燕乐”，就是宴会时所用的音乐。填词原本就是为舞榭歌台服务的。歌谱千姿百态化，歌者千娇百媚，词牌当然是形形色色，不拘一格了。古代歌伎优伶都是女流，填词者也每每是依红偎翠，俯仰由人。至于歌星如李龟年、念奴者流，身边追声造句的“词粉”更是趋之若鹜。所以最早填词者不是宫廷宴乐的御用墨客，就是勾栏瓦肆里的失意文人。词的“出身”就是取悦于别人的，这个“遗传基因”就决定了“被动性”。因声造句，按谱码字，循制成篇，先有曲调后有情，几乎成了填词人的吟哦习惯。

　　诗到了唐代，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唐人最高的精神方式，唐朝国力强盛，泱泱天朝，其文明形态天然带有引吭高歌的豪放和骨气，就和诗的旨趣高度融合在一起了。词成熟于宋代，是宋人精神的主要表达方式。宋朝强敌环伺，积贫积弱，其文化精神既有入世的忧患，也有无奈之下在风花雪月中幻想出世的超越，或苍凉哀婉或纤秾缠绵的词调，当然也就成了宋朝的文化基调。

　　正好像人生永远也磨洗不掉故乡的烙印一样，诗词也永远摆脱不了母体的胎记。豪放，是诗的特质;婉约才是词的属性。诗的句式规整一致，词汇典雅，节奏有序，特别适于慷慨击节，自我挥洒。词多婉约，是因为词的句式灵活多变，错落不一，词语通俗，铺陈反复，一咏三叹，浅斟低唱，最易于表达隐情衷曲。苏辛们创新词格，开豪放之风，固然拓展了词的表现格局，但也走出了词的本位，受到不少诟病。宋代以降，豪放派虽然作者不少，但终究没有成为词坛的主调。

　　可见，作诗者，我手写我心，岂能被拘牵?在简洁的几种框架模式之间即兴吟哦，尺幅之间纵横万里。但填词就不一样了，又是钦谱，又是龙谱，词牌门类繁褥庞杂，慢词小令稀奇古怪，正格变格各拘一格，一不小心，就陷入了“选择性失明”。不了解词牌的母体和演变，不洞悉声调和句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轻率操觚，很容易成为东施效颦，文体两悖，既做作于无病呻吟，又咀嚼于他人牙慧矣。

　　明乎此，为诗之道亦是为学之道，循序渐进乃正道也。先学诗，后学词，诗写的纵横捭阖了，填词也就得心应手了。更何况，许多词牌本身就是七言诗和五言诗的简单变体呢。“诗余”这个概念，不正是给了我们这个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