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侯守兰老师站到我们班讲台上的时候，才二十岁出头，还是个刚过门的新媳妇。

　　她瘦高个儿，短发齐耳，两只忽闪的大眼睛会说话，和蔼又亲切，让孩子们很快产生了依赖感。平时，大家谈论某老师的时候往往要加上姓氏，如张老师、王老师，可说到她的时候，大家都说“俺老师”，就像说俺爹、俺妈那样自然。一个“俺”字，足见她在孩子们心中的位置之高。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她一直是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也教数学，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她知道每个孩子的乳名，了解每个学生的脾性，上课当老师下课如慈母，循循善诱，温柔又严厉。有时孩子们打架，就有人哭着去找她告状，她就会叫来打架双方细问缘由，批评又鼓励，直到哭者破涕为笑，双方低着头来，拉着手去。

　　记得有一年她生孩子歇产假，班上突然不见了“俺老师”，我们就像没娘的孩儿，顿感失了依靠，情绪低落。学校从别处请了个代课老师来。尽管他处处谨慎，主动接近大家，学生们却总是敬而远之，张口闭口“俺老师”，搞得他十分尴尬。

　　侯老师终于回来了!大家欢呼雀跃，如久别父母的孩童见了爹娘，争抢着诉说那些过往日子里的人和事，很是热闹了一下午。

　　二年级开学，学校里来了一群穿戴整齐、上衣口袋别着晶亮钢笔的人，背手四顾，指指点点，气氛异常紧张。据说，这是地区派来的考察团，考察毛泽东思想“讲学用”情况。一日，我们班的后排坐进来了陌生人，正是那群人中的两个。那天，侯老师给我们讲的是《张思德》，课本里还有插图，一个扛着头走向炭窑的八路军战士，正是张思德。时光荏苒，我已经记不起当时的其他细节，只清晰地记得，讲到炭窑崩塌、张思德牺牲时，侯老师突然哽咽，两只大眼睛瞬间红了，有泪欲涌。一时间，同学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下课后我们小心地问她：“您咋哭了?老师!”侯老师说：“快去解个手准备上课，后面坐着听课的专家呢!”我知道，讲课时她是动了真情。

　　有一次，我花五毛钱刚买的一支圆珠笔突然就不见了，情绪低落。不料几天后，我忽见右前方坐着的大个儿女生手里拿着一支杏黄色的圆珠笔，和我的那支一模一样!我去索要，那个女生自然不给，直闹到老师那里。记得正是上午第四节课，侯老师在班里“升堂会审”。她拿着那支笔细细端详，然后问我：笔芯用了多少?我答：用了一点儿。又问：笔帽有啥印记?我答：有一道细裂缝，是我不小心踩上去弄坏的。侯老师说：好了，这笔你拿去吧!收好，别再粗心弄丢了。

　　我不知道她事后是否批评过那个女生，反正再没人提起过这件事。都才七八岁，看见好的东西，免不得心里痒痒想拥有，一时鬼迷心窍做错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我们还是心智未熟的孩子。

　　小学毕业后，似乎只见过侯老师一次，她正沿着雨后溢满水的大坑边小心翼翼地踮脚走过。想过去说话，又有点儿不好意思，只远远地目送她消失在小道的尽头。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省城工作。一年教师节前夕，突然又想起了侯老师，便用正楷字一丝不苟地给她写了一封信，告知这些年来我求学工作的经历，感念老师辛勤栽培。我把信寄到了我小学读书的母校。两周后，我收到了侯老师的回信，用一个普通的白底绿线的信封装着。打开信纸，满眼是老师那熟悉的字体，竟觉得自己还坐在那间矮矮的教室里，看着她满黑板抄写的生字、例句。深深感动，有泪盈眶。信中，老师谦逊又客气，除了问候，还有欣慰和期许。信尾的署名前，她还加了几个字：一个战壕的战友。

　　我感动又有些失落，那个曾把我们当孩子般抚育、母亲般慈爱的老师变得客气又陌生起来——她把我当大人平等对待了!

　　把信放回的时候，信封里掉出一张黑白照片，小小的一寸证件照。照片中的她明显老了，可眉宇间还有当年的影子。仔细端详着老师，恍惚间又回到了课堂，她正给我们讲那个伐薪烧炭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

　　记得老师在信的末尾提出，让我给她寄一张照片，她想看看当年那个瘦弱的孩子长成什么样子了。很惭愧，本打算过几天拍张彩照给老师寄过去，却因年轻懈怠，无知又无礼，最后不了了之。

　　40多年过去了，老师，您该有70多岁了吧?您现在还好吧!

　　二

　　第一次看见他，我还在读小学。

　　那天正是镇上逢会的日子，我沿着机械厂围墙外的小道去学校，迎面过来两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狭路相逢，我贴墙避让，也记住了其中一个骑车人：头发黑而浓密，一脸络腮胡子刚刮过，在七八点钟的朝阳里青中泛红，一派蓬勃。

　　我的目光追随他拐进了旁边一位老师家的院子。正是春夏之交，院子里、门侧旁，一棵初生的泡桐笔直而昂扬，尚不盈握的枝干通身碧绿，叶子阔大如盖，逆光中异常挺拔。这时，就看见他把车子扎在了泡桐旁!

　　这场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以致我高三那年看见新来的英语老师时，一下子想起了当年那个早上。

　　这位老师正是当年那个骑车人，依然头发浓密，胡茬泛青，身姿挺拔如桐。他叫刘庆鹏，一位从“民办代课”一步步走来的英语老师。

　　20世纪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虽然欣欣向荣，却是人才奇缺。我们学校只有一位英语老师，高考一天天逼近，学生“嗷嗷待哺”，校长心急如焚。刘老师的到来，如久旱逢甘霖，我们欢呼雀跃。很快，他成为我们的班主任，也成了一群青春少年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一个没有经历系统的高等教育，只接受过短暂进修培训的青年教师，要给即将高考的学生上课，难度可想而知。我不知道那些年他经过了怎样的困顿刻苦，付出了多少辛勤汗水，反正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其讲授之细、点拨之巧，瞬间折服了满屋的学子。

　　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他的活动轨迹与学生们一样：三点一线。那年夏天，当我们走出考场，看到一脸春风的班主任时，大家都笑了——一切尽在掌握。

　　成功的老师大致有两类：一类冷峻严肃，教学一丝不苟，学生敬而远之;一类和蔼可亲，教学循循善诱，师生无话不谈，学生视为知己。庆鹏老师属于后者。那年月，教师工资不高，大都清贫。刘老师是“一头沉”家庭，妻子在家务农，三个孩子年幼，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可想而知。记得他常年穿一件洗得泛白的深蓝色的卡上衣，一双黑皮鞋纤尘不染，传统又中国，突然开口讲英语，让人恍惚生错觉：是他在说吗?

　　老师敬业且专注。虽然离家仅几里路，他却只在周末回趟家，其余时间，从不离开学校。

　　我的弟弟讲过一个故事，是他上学时老师给他菜吃的细节：那天他正拿着两个干馒头边啃边去教室，路过教师宿舍的时候，竹帘后走出了刘老师：“别急着走，让我给你的馍上抹点酱!”几十年了，提起这件事，弟弟唏嘘不已。他说，那西瓜酱的味道，胜过山珍海味，至今回味无穷。

　　当年，市场经济刚刚萌芽，吃粮买饭还需要粮票。一个出身农家的同学要去外地上大学，却为没有全国流通粮票作了难。刘老师闻听，立即换领了40斤全国流通粮票为他解了燃眉之急，此后再没提过归还之事。当年，他的办公室就是我们的休息室。有了好吃的，师生分享;遇见困难时，找他解忧。他的单人床，也是一群男生困倦睡觉的地方，直到要去远方上大学的那个暑假，我还在他的办公室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那里有书香，更有温暖。

　　这些年，师生往来不断，先是通信，后是电话、短信，再后来是微信。依旧有求必应，无话不谈。

　　老师也老了，后来退休了。退休的刘老师其实可以去澳洲旅游，甚至住上一段时日的，他的小儿子在那里，是一个国际大型企业的中层。他真的应该去大洋彼岸看看，一辈子教人英语，却没有到过一个说英语的国家。我劝他：飞趟澳洲吧，也展示一下咱的英语水平。他说去一趟得花很多钱，再等两年吧。

　　他终于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今年3月的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老师的长子打来的，他呜咽泣告：父亲因病不治，昨日走了。

　　我怔在那里，泪盈双眼……

　　师弟告诉我，老师已经患病一年多，却不让家人告诉自己的学生们。他不愿给弟子们添麻烦。

　　手机里，还保存着和老师最后一次交流的微信。那是2019年12月5日晚上的信息。同学们想他了，想去找他聊天。老师说，他会在高速路口迎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