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下午，长春市民马明致电新文化报，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朋友介绍我到位于长春前进大街上的吉林博爱医院做包皮手术，医院一开始收取了我610元手术费，结果术中临时加项，我最后一共交了一万多块钱的手术费。”(7月31日《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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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马明遭遇的这一“术中加项”，很多人都会感到眼熟。这也难怪，这些年来，以这种套路坑害患者的事件屡见报端，并引起社会关注。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术中加项”引起社会关注，应成为过街老鼠才是，时至今日，它为何还在上演?在笔者看来，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有必须了解这样几个现状。其一，顾名思义，所谓“术中加项”，就是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临时给患者添加治疗项目。他们之所以选在这一过程中，是因为如果在术前告知，那不菲的加项费用一定会吓跑患者。“术中加项”就不同了，此时的患者已被医生动了刀，加之因医疗知识匮乏对其导致的信息不对等，自然会让医生想怎么加项就怎么加项。更可气的是，医生为了达到加项目的，还会通过把问题说严重，或不予以缝合伤口来胁迫。在这样的背景下，患者没有其它牌打，只能乖乖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由此可见，欺诈患者成功率高，是“术中加项”还在上演的原因之一。

　　其二，客观来讲，也不是所有的“术中加项”都带欺诈行为。毕竟患者的差异化，以及术前检查科技手段的局限性，都有可能导致医生在手术中发现新病患，且不得不进行加项医治。这样一来，“术中加项”哪个是合理的，哪个不是合理的，就很难让患者判清，自然会助长医生搞鱼目混珠。最关键的是，像这种“术中加项”，当发生纠纷时，应由主治医生来举证。但由于相关法律对此的界定比较模糊，或有间接法律的界定，可在实际操作中没形成惯例，这势必会成“术中加项”还在上演的另一原因。

　　其三，从近几年的案例看，一经媒体跟踪报道，医院十有八九都对“术中加项”作退款处理。患者拿到退款，几乎没谁再通过法律去进一步维权。同时，监督部门的牙齿也不够锋利，他们在接到举报后，往往乐见医患之间自行协调解决，很少有后续惩戒跟进。于是违法成本低，就成了“术中加项”屡屡上演的最关键原因。

　　总之，成功率高、法律界定模糊、违法成本低是构成“术中加项”还在上演的三大原因。要想让这种欺诈灭迹，患者、法律、监管部门三方发力缺一不可。法律所要做的是，明确谁来举证;患者所要做的是，拿到退款也要维权到底;监管部门所要做的是，不在协调中和稀泥，而是依法严处涉事医院和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