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汪曾祺的儿女是幸福的。何以见得?在汪家，做爹的没爹样，做儿女的没儿女样，乃至做孙女的也没个孙女样，“老头儿”“老头儿”，一家大小就这样长年叫着，它成了“爸爸”“爷爷”的代名词，连亲家母都看不过眼，汪老竟也不恼，乐呵呵地接受，不觉“掉价儿”。如果说汪老被老伴施松卿这样称呼还说得过去，那么儿孙辈跟着叫简直就是没大没小，有点“大逆不道”了。这就是汪家的家风，平等融洽，实实在在，与两千五百多年前孔老夫子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至圣尊言似乎背道而驰，但能说这样的家风不妥吗?

　　得此“尊称”，汪老显然是自作自受，但要把责任都归咎于他管教不严，放任自流，也有失公允。汪老不是“始作俑者”，在他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祖上父辈传下的宽和相处的亲情、爱子护犊的传统，有其父，必有其子，这种亲情是不可逾越的，又被汪老传承光大。加上他率性而为的性格，实在是难以板个脸，树立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那是他的不欲。

　　父母长辈是家风的践行者，一言一行，潜移默化给晚辈树立了样板。汪老自幼生长在苏中高邮一个知书达理的富裕人家，从他的数篇回忆性文章中，我们看到亲自教他学《论语》、八股文，临《圭峰碑》《闲邪公家传》帖，“为人看眼病是不收钱也不受礼的”的祖父;夏夜在竹床上给他讲故事，哼“偈”歌的祖母;将他视为亲生，毫无怨言为他便溺擦洗，给他小妹篦头虱的继母;以及带孩子放风筝，儿唱戏父拉琴，亲手为儿倒酒点烟，为他初恋写情书当“参谋”的“孩子头”父亲，无一不起着春风化雨、滋润心灵的作用。

　　汪老十九岁就读于“西南联大”，在中文系他先后师从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沈从文等著名教授，这是汪老七十七年人生路上的一个“家”。“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是这个“家”的“家风”。有段时间，由于贫困潦倒，他精神有些颓废，关心他的闻一多登门斥谈，促其振作。对他影响最大的恩师是沈从文，自掏邮费，把他和其他学生的好稿寄去报刊发表，使他感激不尽。他的牙肿痛，恩师二话不说，给他买回几个大橘子。他夜醉路边，是恩师与人把他扶入住处，灌茶醒酒。师生俩有时一起逛街，在小摊上要盘凉鸡，打碗酒，为师的只用碗盖喝一点，其余都让他喝了，这一幕多像亲密无间的一对父子呀，多年师生如兄弟。近朱者赤，“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这是他所羡慕的，移植到汪氏家风中来。

　　儿女面前无尊严，这可好，他成了“没地位的人”。有人来访，见到汪老这位大作家不免拘谨，孩子说，别怕，在家里他可没地位了。有次女儿同学来访，汪老似乎没咋说话走开，得到一个批评：下回要热情招呼。果真他听则思改，还讨好似地问做得怎样?上小学的孙女写作文翻看他的作品做参考，数落他词句不美，“没词儿”“中心思想”不突出，汪老倒是开心，这正是他所追求的。他写作，头几位读者肯定是家人，虚心听取意见，脍炙人口的《陈小手》等篇即是这样改出来。

　　家务才艺的熏陶，培养了汪老的广泛兴趣，才华横溢的多面手，透现着“士大夫”的清高风雅，做饭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汪老言：“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做菜，必须自己去买菜。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着手遛弯儿要‘好白相’。”因为他要给家人“每天做一顿饭”，花心思改良自创若干菜肴，为的是让家人吃得好。汪氏烹饪誉美文坛，使得与他熟稔的海内外作家朋友纷纷上门蹭饭。有时儿子下班回家晚了，已经休息的汪老担心孩子饿着，赶紧起身煮夜宵，这一点，颇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风范。

　　家风的形成，还在于主人的品性修养，汪老这一生荣辱不惊，淡泊明志，凡事看得开，顺其自然，不设条框。他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他一家和和气气，热热闹闹，引用多年父子(女)成兄弟(兄妹)的书名，作为汪老平等和谐家风的精髓，倒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