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这是《从文自传》中的一段话。

　　善良多情的沈从文先生格外看重人事“凑巧的藤葛”，而在每次可珍惜的交往中，他的情感若湘西多情的水流，默默去润泽感化对方。

　　笔者数次对耄耋之年的河南籍书画家侯德昌先生进行访谈。他讲起了与沈从文先生的一段交集，虽然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听来仍令人感怀。

　　1956年，侯德昌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美术系。当时，学院外聘了一批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老先生作为客座教授，其中就有沈从文先生。侯德昌是班代表，每位外聘的先生他都要上门邀请，所以有幸到沈从文家里拜访。沈从文对这位来自农村、纯朴灵动的后生颇有好感。沈先生和他聊天，讲解文物，话题总是讲不到头儿。那时的侯同学一门心思在书法上，还与同学乔十光、韩美林成立了社团“墨葩社”，尚不能完全理解沈先生的苦心。

　　走入沈从文“窄而霉小斋”里，到处都是书堆子，摆满了各种书本图册。好多是沈先生从旧书堆中淘出来的。侯德昌发现有些是关于陶瓷的书，沈先生从汉、唐、宋的陶瓷中研究纹样，再从纹样的规律中确定朝代。后来沈从文将一些认真研究过的书籍捐给了学校，供学生借阅学习。

　　南京大学一位姓罗的青年教师，写了一部《中国工艺美术史稿》，寄给沈从文征求意见，沈从文几乎逐字逐句提意见、作修改，使起初一本薄册子变得丰厚了。沈从文对类似的求助十分重视，其认真程度不亚于对待自己的研究。沈从文看重的是“民族文化研究的长远价值”，而不计较自己的得与失。

　　对于授课，沈先生同样乐意，很珍惜这次短暂的执教机会。在学校，温文尔雅的沈先生对待学生非常热情。在侯德昌印象里，沈先生每次上课都会延长一会儿时间。是的，整天泡在文物里的沈先生喜欢利用宝贵的课时，把自己在文物研究上的发现，传授给这些渴望用知识改变世界的年轻学子。沈先生为同学们开设了中国纹样史讲座，专论各朝各代装饰风格、纹样的形成与发展。这正是他研究的成果。

　　沈先生的授课给侯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元代图案中的龙与清代图案中的龙就有差别，元代是“三爪龙”，清代是“五爪龙”，在清代想找个“三爪龙”就很困难。那时研究文物是冷门，沈先生的研究具有开路先锋的作用，其研究成果在此领域具有开山地位。

　　沈先生的文物研究成果在学生身上渐渐生根发芽，开出花来。

　　1958年，《装饰》杂志创刊号约请沈从文写了《龙凤艺术——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沈从文所研究的中国纹样，与工艺美术设计有交集相通之处。古代的纹样，不就是古代人的工艺美术设计吗?沈从文对古代纹样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古代工艺美术设计”的研究探骊。在这篇命题作文中，沈从文以广泛的视角，温润的语言，从社会制度、历史变革、爱情生活、文学神话诸方面论述了龙凤图案的内涵。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沈从文补充：“工艺图案龙凤问题多，值得专家分一点心来注意。我这里只近于抛砖引玉，如能从每一部门——建筑彩绘、石刻、陶瓷、丝绣，都有介绍这个装饰图案发展的专文写出来，国际友人问到龙凤问题时，我们的回答，也就可望肯定明确，不至于含糊笼统了。”

　　1959年，侯德昌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龙的艺术》一文，对照沈从文的《龙凤艺术》，可见作为学生的他深受沈师熏陶与启发，接续老师的课题，继续作了探索，且格外用心。不同的是，《龙凤艺术》是纯学术的一篇研究文章，《龙的艺术》则在阐述中结合当时形势，进一步作了深入阐释，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有一次，侯德昌到沈先生家去。沈先生准备出一本书，想让这位弟子做助手拍摄整理图片。侯德昌考虑到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而自己除了学业，还想在书法领域深研精进，怕没有更多时间辅助先生而耽误了老师的工作，就婉言推辞了。

　　就这样，两根“凑巧的藤葛”经过一个季节的缠绕，又各自分离，朝着自己生长的方向攀援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