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过世已经40多年了，可是他憨厚的笑容不但留在我们兄弟姐妹7个人的心里，也留在我们山区那辈人的心里，还留在那个时代……

　　父亲生于1920年农历六月十三，逝于1979年农历六月十三。在生与死的59年里，他经历了黑暗与光明。

　　父亲3岁丧母，7岁丧父，对于父母的记忆他没有太多，只记得家里穷得没有饭吃，5岁就被送去别人家放牛。

　　留给父亲童年的记忆里的事有两件，一是给人家放牛，去的时候是冬天，穿棉衣棉裤，到了夏初我的爷爷才去看他，爷爷在放牛坡见到了他，他依旧穿着棉衣棉裤，只是已经多处露出了棉絮，棉絮飞在爷爷的眼上，父子俩抱头痛哭。哭完爷爷说：“咱不给他干了!”

　　回到家里，掏出棉花，补上窟窿，穿上单的就是了，可是还是没饭吃呀，爷爷就领着他到山下的煤矿给人家拉驮，一个6岁的孩子在长长的黑黑的行道里拉着一筐煤日复一日不见天日，是难以想象的。仅有的丁点儿父爱也在两年后消失，爷爷走了。

　　父亲记忆中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坐在门前的槐树下饥肠辘辘时，一个算卦的看了父亲的面相说：这个孩子将来能坐上县官。村里在场的人都笑了，说：“算卦算卦，一溜瞎话。”可是这个瞎话最后竟然成真了。

　　父亲兄弟两个，父母走后，父亲就一直跟着兄嫂生活，伯父还给他说了一门童养媳，也就是我任劳任怨的母亲。

　　我们村是革命老区，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当过民兵，打过日本的炮楼，也参加过解放战争。

　　父亲是穷人，是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才见了亮光。他是共产党员，是翻身做主人的人。父亲用他的一生诠释着主人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房有了地，现在我们家的土地证上的地有20多亩，比原来村里的富农还多，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养活了无儿无女的老二奶、侍候了无人管的老三奶，他们去世后把土地证都给了我们，三门归一，当然后来都归了公。

　　后来成立互助组、小社、大社，父亲都是带头人，次次被评为“劳动模范”。他领导的生产小组，亩产在山区是最高的。

　　1958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到我们县赫庄煤矿当了煤矿工人。

　　煤矿有三个生产队，父亲是第三队的队长，一个队有30多个人，每个队每天都要报产量，父亲的第三队一直遥遥领先。父亲和他的队友就像亲人一样。

　　一次井下塌方，他让工友们全部撤离，他最后一个撤出。不料刚刚撤出作业区，在通往地面的巷道上又出现了塌方，有一根木柱挡住了去路，这根柱子倒的地方只能站两个人，有两个人在拼命地拔就是拔不出来，塌方还在继续，几十个工人的性命就在顷刻之间，父亲喊道：“都过一边，让我来。”父亲上前抱住柱子大喊一声“起”，柱子竟然被拔出来了。工人们给我讲这事的时候，眼里都含着泪。

　　“文化大革命”，相面先生的话、别人口里的笑话，变成了事实。父亲被工人们一致推选，当了工人阶级的代表，职务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兼任县财贸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

　　父亲大字不识一个，签字都是画圈圈，后来他勉强学会了写他的名字“原天贵”，就歪歪扭扭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面对知识分子，父亲尊重他们，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父亲的办公室不是办公室，是病房，经常住着没有地方安排的病人。父亲是工人推选出来的代表，也同时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尊重。在那个时代，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把一个医院领导得井井有条。